第17章：悲观主义的诱惑

乐观主义就像花言巧语的推销员，而悲观主义仿佛提供帮助的好心人。出于一些我无法理解的原因，人们总喜欢听别人说这个世界要完蛋了。

——经济史学家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保持乐观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世界在大多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越变越好的。不过，悲观情绪在我们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悲观情绪不仅比乐观情绪更普遍，听起来也显得更明智。悲观主义在认知上具有一种吸引力，因此人们对它的关注超过了对乐观主义的，而后者往往被看作忽视风险的表现。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乐观主义。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并非相信一切都会变得很好——那就变成盲目自信了。乐观主义是一种信念，相信就算过程中充满坎坷，随着时间过去，你心目中好结果出现的概率也比坏结果出现的概率大。乐观主义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多数人早上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都是要更好、更有效地做事，而不是要搞破坏。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只不过在大部分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都是最可能发生的。已故的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用另一种说法阐述了同一个道理：“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可能主义者。”现在，我们来说说乐观主义的孪生兄弟——悲观主义。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它。时间是2008年12月29日。现代史上经济最糟糕的一年即将结束。此时，全世界的股市都已经崩盘。全世界的金融系统每天都在生死边缘徘徊。失业率在飙升。

当情况看起来不可能变得更糟时，《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故事声称，真正糟糕的阶段还没有到来。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援引了一名俄罗斯教授伊戈尔·帕纳林（Igor Panarin）对经济形势的看法——那简直可以媲美科幻小说作家的想象了。《华尔街日报》写道：（帕纳林）提出，大约在2010年6月底或7月初，美国将分裂为6个部分——阿拉斯加将重新被俄罗斯控制（……）加利福尼亚州将成为他口中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的中心。得克萨斯州将成为“得克萨斯共和国”的中心。这个共和国由几个州组成，都将并入墨西哥或受到墨西哥的庇护。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将成为“大西洋美国”的一部分，并加入欧盟。加拿大将占领美国北部的一些州，而这些地区被帕纳林称为“北美中部共和国”。夏威夷在他看来会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而阿拉斯加将回到俄罗斯的怀抱。这可不是发表在私人博客上的胡言乱语或某些小众组织推送的阴谋论，而是刊登在全球最负盛名的财经报纸头版的文章。对经济持悲观态度是没问题的，哪怕觉得世界末日要来了都可以。历史上许多国家遭遇的不仅有经济衰退，还有国家解体。帕纳林提出的这类观点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另一个极端——过分乐观的预测——却很少像悲观预言那样被认真看待。

以20世纪40年代末的日本为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使其在经济、工业、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遭受了重创。而1946年的严冬引发的饥荒则让每个日本人每天摄入的热量不足800大卡。想象一下，在这种时候，报纸上刊登了日本学者撰写的一篇这样的文章：请大家振作起来吧。我们将在有生之年看到如下变化。我们的经济体量和战争结束前相比增长了近14倍。我们的人均寿命几乎会翻一番。我们的股市将带来历史上任何国家都难得一见的回报。在接下来超过4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失业率都不会高于6%。我们将在电子产业创新和企业管理系统领域成为世界上的领导者。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变得很富有，将在美国拥有一些最昂贵的房地产。而且，美国人将成为与我们联系最紧密的盟友，并将努力借鉴我们在经济方面的一些远见。发表这类言论的人会立即遭到其他人的嘲笑，并会被要求去医院看看脑子。请记住，上面这段文字描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一代日本人的真实经历。这种和帕纳林的论调恰恰相反的乐观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感到很荒诞，可悲观论调却让人感到它是很可能发生的。悲观论调听起来似乎比乐观论调更富有智慧，所以也更具说服力。如果你告诉人们一切都会变得很好，他们可能会不以为然，或者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你。但如果你说他们正处于危险中，你就会获得他们的全部注意力。

如果一个向来头脑聪明的人告诉我，他选的一只股票的价格明年会翻10倍，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当作痴人说梦。但如果一个总是糊里糊涂的人告诉我，我持有的一只股票的价格会因为该公司被曝光做假账而大跌，我会放下手头全部工作，认真听他说的每一个字。如果你发表了我们将面临严重经济衰退的言论，会有媒体打电话联系你；如果你说经济增速将一如既往，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如果你说我们距离下一次大萧条不远了，会有电视台请你去做节目；但如果你说经济前途一片光明，或者市场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或者一家公司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评论人士和旁观者的普遍反应可能是认为你不是打算营销什么，就是对风险无知到了可笑的地步。多年来，财经媒体深谙这一规律。如今的媒体上充满了对未来的悲观论调，但这些论调出现的背景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股市市值增长了1.7万倍（包括股息）。在金融之外的领域，情况同样如此。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 y）在《理性乐观派》（The Rational Optimist）一书中写道：持续敲响的悲观主义鼓点会盖过任何有关胜利的赞歌……如果你说世界一直在变好，人们会觉得你很天真，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浑然不知。如果你说世界将出现向好的转变，人们会觉得你的疯狂令人发指。相反，如果你说一场灾难即将来临，你可能会被授予麦克阿瑟天才奖，甚至诺贝尔和平奖。在我成年以后……人们崇尚悲观主义的原因发生了变化，但悲观主义情绪始终存在。“我采访过的每一类人群都觉得世界比实际情况更可怕，更残酷，更令人绝望——简言之，更大起大落、变幻莫测。”汉斯·罗斯林在《事实》（Factfulness）一书中这样写道。如果你能意识到在一个人一生的时间里，人类社会可以在经济发展、医学突破、股市收益和社会平等等各个领域取得多么巨大的进步，你就会发现，乐观主义本该比悲观主义吸引更多的关注。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悲观主义散发的理性吸引力。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早在19世纪40年代便写道：“我发现，一个在众人心怀绝望时满怀希望的人不会被看重，但一个在众人都心怀希望时满怀绝望的人却会被视为圣人。”问题是，为什么事情是这样的？这种现象又是如何影响我们对金钱的看法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前面讲过的道理：没有人真的对钱失去理智。在涉及金钱的领域，悲观主义之所以具有吸引力，的确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理由，才不会被悲观主义牵着鼻子走。其中一个原因是出自本能，我们无法避免的。丹尼尔·卡尼曼表示，人类对失去的过度厌恶是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保护机制。他写道：在进行直接比较或权衡时，失去带给我们的精神影响比得到更大。这种积极和消极的期望或经历之间的力量不对等现象有着演化方面的原因。相比机遇，对威胁反应更快的生物成功生存和繁殖的可能性才更大。不过，在金融领域，导致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更容易出现、更普遍也更具有说服力的，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金钱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所以金融领域发生的消极事件往往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吸引每一个人的注意。很多问题，比如天气，就不属于这种情况。袭击佛罗里达州的飓风不会对92%的美国人造成直接危害，但经济衰退则可能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所以我们自然会格外关注后者。某些具体问题，比如股市，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家庭直接持有股票，但即使是那些不直接持有股票的家庭，在股市的波动经过媒体的大肆渲染以后，也会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作为心中第一位的经济晴雨表。如果股市上涨1%，也许只有晚间新闻会简单地提到一句。但是如果股市下跌了1%，就会有通常为红色的加粗大写标题大肆报道。这种不对等性是很难避免的。虽然很少有人会去问或试着去解释股市为什么会上涨——人们总会觉得上涨是理所当然的——但当股市下行时，人们却总会想尽办法去解释其下行的原因。是因为投资者不看好经济增长吗？是因为美联储又把事情搞砸了吗？是因为政客们又做了错误决策吗？是不是还有更糟糕的问题在后面？

为经济下行找原因，会让它更容易成为人们讨论和担忧的对象，也会让人们更容易展望未来走向，编织出悲观的故事——这种故事的内容常常大同小异。即使你并不持有股票，这些论调也会吸引你的注意。1929年，在引发大萧条的股市大崩盘发生前夕，只有2.5%的美国人持有股票，但绝大多数美国人——甚至可以说全世界——都在惊愕地旁观着这次市场崩盘的过程，心想着这对自己的生活而言意味着什么。无论是律师、农民还是汽车修理工，每个人都在思考。历史学家埃里克·罗威（Eric Rauchway）写道：这次市场下跌只对极小一部分美国人造成了直接伤害，但因为其他人也都密切关注着市场并将其看作自己个人命运的参照物，他们也很快停止了大部分经济活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后来写道：“人们感到脚下的地面正在崩塌。”无论你是否感兴趣，有两个话题都会影响你的生活：金钱与健康。健康问题往往属于个人，而金钱问题则更具有系统性。在一个密切互联的系统中，一个人的决定往往会影响到其他所有人。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金融风险获得的关注度和讨论度是其他话题难望项背的了。

第二个原因是，悲观主义者在推测未来趋势时经常没有将市场会如何适应局势纳入考虑。2008年，环保主义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这样写道：“到2030年，中国每天将需要9,800万桶石油。当前世界的石油日产量为8,500万桶，并很可能永远都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全世界的石油储备只能提供这么多了。”他说得没错。照这种趋势下去，世界上的石油终将耗尽。但市场另有一套运作方式。经济学中有一条铁律：极好和极糟的环境都很难长期维持，因为市场的供需会以很难预测的方式对环境进行适应。来看看在布朗做出预测之后石油产业立刻发生了什么变化。2008年，随着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石油产量接近了产能上限，于是石油价格飙升。一桶油的价格从2001年的20美元涨到了2008年的138美元。新的价格意味着开采石油就像淘金一样利润丰厚。这对石油生产商的动力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开采难度高的那部分石油曾经很难盈利——20美元一桶的价格连钻探成本都无法覆盖——现在却成了摇钱树，因为可以一桶卖138美元了。这种变化使得水力压裂和水平钻井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地球上的石油储量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时期几乎都是一致的，而我们也早已掌握了许多大型油田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进步的是能让我们以更经济、效率更高的方式开采石油的技术。著名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写道：“美国石油储量中的86%不是发现油田时估算的结果，而是（随着技术进步而）修正后得出的结果。”这就是2008年水力压裂技术兴起后发生的事。仅在美国，石油产量就从2008年的大约一天500万桶上升到了2019年的一天1,300万桶。如今的世界石油产量为每天超过1亿桶——超出布朗预计的最高值20%。在一个悲观主义者看来，2008年石油产业的发展趋势自然是不容乐观的。但对一个清楚需求是所有创新与发明之母的现实主义者而言，情况就远没有那么糟糕了。我们很容易做出糟糕的情况会持续的预测，而且这样的预测很有说服力，因为它不需要我们去想象世界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但是错误总会得到纠正，人们也一直在适应环境。眼前的问题有多糟糕，人们解决问题的动力就有多强——这是经济史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却很容易被悲观主义者忽视，因为他们的预测一直是简单粗暴的。

第三个原因是，进步发生得太慢，让人难以发觉，但挫折却出现得太快，让人难以忽视。生活中有很多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悲剧，但很少有在一夜之间诞生的奇迹。一直以来，人们都梦想着有朝一日人类会像鸟儿一样在天空翱翔，但在1889年1月5日，《底特律自由新闻报》（Detroit Free Press）批判了这种想法。该报发表文章表示，人们关于飞机的设想“看起来是不可能实现的”：约合136千克与181千克。约合23千克。加上必要的燃料和发动机，一台飞行装置的最小重量不会低于300磅或400磅（……）但飞行对重量的要求是有上限的，显然不能超过50磅。超过了这个极限，动物就无法飞行。大自然已经达到了这一极限，而就算大自然尽最大的努力，也无法将其超越。这篇文章发表6个月后，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从高中退学，来帮哥哥威尔伯（Wilbur）在自家后院的小棚里造一台印刷机。这是兄弟俩第一次合作搞发明，但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果我们要列出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飞机就算不能排在首位，也至少会位列前五。飞机这项发明改变了一切。它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大战，也导致了战争的结束。它连接了世界，缩短了城市、乡村、大洋和大洲之间的距离。但在莱特兄弟苦心孤诣地制造人类第一架飞机的故事中，存在一个有趣的转折。在他们试飞成功后，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也没有人关心。在1952年出版的记录美国历史的著作《大变革时代》（The Big Change）中，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直到几年后，人们才明白莱特兄弟所从事活动的意义。当时的人们笃信，飞行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所以那些在1905年看到莱特兄弟在俄亥俄州代顿一带飞行的人们以为，自己看到的一定是某种毫无意义的把戏——就像今天大多数人在看到，比如说，心灵感应表演时的想法一样。直到1908年5月——距离莱特兄弟第一次飞行已经过去将近4年半的时候，资深记者们才被派去了解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资深编辑们才对记者发来的兴高采烈的报道确信无疑，全世界才终于如梦初醒地发现，人类已然实现了飞行的梦想。甚至当人们明白飞机是怎样一种奇迹后，他们依然低估了它很多年。一开始，人们主要将其看作一种军事武器，后来又觉得它是专属富人的玩具，再后来又觉得飞机也许只能运载几个人。

1909年，《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写道：“永远不会有商用运输机这样的东西出现。货物将继续拖着缓慢而沉重的步伐在富有耐心的大地上穿行。”5个月后，第一架货机飞上了天空。让我们来比较两种现象：一种是人们在漫长的认知觉醒后终于对飞机产生了乐观态度，另一种则是人们会极为迅速地关注某些会引发悲观情绪的事物，比如一家公司的破产。或者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或者是一起飞机事故。人们之所以从1908年起才开始大规模谈论莱特兄弟的飞机，是因为当年有一位名叫托马斯·塞尔福里奇（Thomas Selfridge）的陆军中尉在一次飞行表演中丧生。增长是由复利驱动的，而复利通常需要时间。毁灭却可能由独立的致命因素导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它也可能由失去信心引发，而信心可以在一瞬间崩塌。表达悲观论调的文章更容易写作，因为其内容往往更有新意，且只需要关注最近发生的事件。乐观的叙述则需要回顾漫长的历史和事物发展的进程，而人们总会忘记这些事，并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将分散的事实联系起来。按年龄分别计算的死亡率，可反映不同年龄组别死亡率水平的差异。2005年8月袭击美国的飓风，造成超过1,800人死亡。想想我们在医学领域取得的进步吧。只回顾过去1年间的进步是没什么意义的。单独拿出某个10年来看也意义不大。但如果看看过去50年，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非凡的成就。例如，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数据，自1965年以来，在美国，心脏病的年龄别死亡率已经下降了70%以上。70%的降幅意味着每年都足足有50万人的生命被挽救。对比一些大城市的人口，来感受一下每年被挽救的生命有多么多吧。但因为这个过程进展得很缓慢，它引起的关注要小于恐怖袭击、飞机失事或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导致的损失所引起的。美国就算每周都遭遇5次卡特里娜飓风——想象一下，这会吸引多大的关注度——在一年内的总死亡人数也无法抵消过去半个世纪里这70%的降幅背后每年被挽救的生命数量。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商业领域。我们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能认识到一种产品或一家公司的重要性，但失败却能在一夜间发生。在金融领域，如果在6个月的时间里，股市下跌了40%，美国国会就会启动调查。但如果在6年的时间里，股市上涨了140%，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这点。在个人事业方面，一个人的声誉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去经营，但小小一封邮件就能将其毁灭。在舆论场上，悲观主义的短暂痛苦大行其道，乐观主义的强大拉力却无人在意。

这再次凸显了我们之前谈到的一个观点的重要性：在投资中，你必须认识到成功的代价——在长期增长的背景下出现的波动和损失——并做好为其买单的准备。2004年，《纽约时报》采访了科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霍金患有无法治愈的运动神经元疾病，从21岁起便身体瘫痪，无法讲话。霍金通过电脑告诉采访者，把书卖给非专业读者是一件特别令他兴奋的事。“你总是这么开心吗？”采访者问道。“我对生活的期望在21岁时便归零了。那以后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意外收获。”他说。如果你的期待值过高，那么当前条件下最好的结果在你看来也是平淡无奇的。悲观主义降低了对事物的期待值，缩小了可能出现的结果和你期待的最好结果之间的差距。这也许就是悲观主义如此吸引人的原因。一旦结果与预期相反，事先做好最坏打算就成了让自己感到惊喜的最佳方式。多少有些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种自我安慰，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倒是挺乐观的。下面，让我们来谈一谈“故事”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