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中国的国际环境

作者：光头猴

古人常说，“天时”、“地利”与“人和”，三者具备就能成就王业。那么，通过这三者去考察国际环境，中国是否具备称霸世界与传播文明的条件。

若从“天时”出发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就具备这样的霸王之资。因为这一时代，是西方列强普遍衰弱的年代，他们内部“富而生虱”的政治环境与民主制度无力改变其衰弱的趋势，决定了西方国家的衰弱已成定局，且衰弱的速度也极为迅速。与此同时，又因为伊斯兰世界的分裂性与自身文明的落后性，决定了他们的崛起是没有强大内力作为支撑的。特别是在文明方面，他们的意识都难以走进现代文明，除非有近代西方那样的宗教改革一般的历史大事发生，否则他们的崛起只不过是一种趁虚而入的假象。因此，把他们说成是新蛮族则更为恰当。

若从“地利”去谈，中国这个国家是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与资源也不甚缺乏的大国，而且它既不像德国那样身处四战之地，也不像美国那样缺乏压力。它周边虽有强国，但是其本身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所抵御与进攻的方向，始终都处于同一方向。

这是由中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在它的北方，是一个文明不能生成的草原、森林地带，且气候寒冷；在它的东方，是广阔无垠的大海，只有一个资源贫乏与本质落后的日本独悬其上；在它的南边，散居着一群热带民族，且这些民族既懒惰、又愚昧，不可能对中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而在它的西边，喜马拉雅山所形成的分布极广的陡峭地带，使它避免了来自西方的侵袭。

这种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地形结构，就决定了它的防御与进攻方向，始终都能处于同一个方向。因为来自东方的侵略必须先通过海洋才能集结于陆地，来自美国与俄国的侵略都必然受制于漫长的交通线，而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侵略也必然受制于西域那复杂的地形。所以，中国若是想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则可以直入孱弱的东南亚与印度次大陆，这是不废吹灰之力的。

所以，防御与进攻的方向若能始终保持一致，这就极有利于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中国不像美国那样孤立于欧亚的政治板块之外，也就决定了这一民族在必然的生存压力下，是不可能泯灭自身的进取精神的，这种压力也不会如德意志民族那样来得空前巨大。

这就是为什么近代中国虽极其孱弱，却没有亡国的根源。因为西方列强受制于极不利的政治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对于中国的侵略不会用上多少力量。而在近代史中唯一有机会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中国是有优势把一切抵抗力量用于同一个方向，从而极大地加剧了日本*帝国的侵略成本。也就是说，中国之于日本的侵略，从来是可以做到专心作战而不会被地理方面的劣势给分散兵力，从而在战略上对敌形成优势兵力，这是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胜的内因。

但是，中国既然能在“天时”与“地利”上对异族形成如此巨大的战略优势，又为什么在近代，它会如同一个形将就木的国家呢；在现代，在表面上又仿佛是一个绵软无力的大国呢。究其根本就在于中国这一国家在“人和”方面出了相当严重的问题，其严峻程度远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

通过前面章节的分析，我们得知自满清入关之后，中国人的意识其实就已经被满清王朝所代理。汉人在经历了二百六十九年的异族压迫之后，出于朴素的民族感情与本能上的反抗，在先为觉醒的革命志士的孤身奋战下，在政治上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汉人虽其在政治上推翻了异族王朝，却没有在意识上获得过哪怕是一天时间的民族独立。也就是说，当这种惯性没有被思想大师与政治天才所扭转时，那么也就意味着汉人就是汉人自身的压迫者——他们代理了异族的意识，就必然会把全部的狂热之情加诸于异族，同时又把冷漠撇向同胞；既不认为自己的祖国是有价值的，也不认为自己的同胞会有价值；既然这两者对于他们都毫无价值，那么唯一的价值就是攫取同胞手上的财物，而又在涉外问题上对同胞实行“有罪推定”，使其既不能在精神方面得到支持，又不能在物质方面得到支持；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典型的物力关系，是一种纯粹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因此使他们的感情交往只能受困于仇恨，所以必然会让中国人在对外问题上总是陷入习惯性的恐惧，且这种恐惧的本质也必然会用理性加以掩盖。

所以，一言以蔽之，中国人之间不团结的根源就在于他们既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优越的人，同时也对自己的祖国缺乏必要的民族自豪感。非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不存在丝毫的民族自豪感，而且若有中国人内心萌发了民族自豪感，那么他在中国民众的眼里就是一头滑稽的怪兽，他在中国政府的眼里就是一个危险的暴徒。也就是说，在中国，中国人必须卑微地活着，才算是守住了本分。

也就是说，人民之间就应该永远定格在物力与斗争关系上；政府与人民就应该永远定格在攫取与互害关系上；中国与外国就应该永远定格在卖国与欺压的关系上。这里面不存在一丝荣誉，甚至在中国军人身上都极少有这种高贵的品质。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拿甲午战争的一个片段作为佐证：

“这场战争翻开了中国的近代屈辱史，而且在战争中，日本军队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了一封清朝将军的家书。卫汝贵的妻子给其的信：‘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年事已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意思就是你在打仗的时候不要去拼命，对于这样的战争，只是国家的事情，不要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

通过以上引文我们就可以发现满清时期的中国人民，从没有把中国当成是自己的国家，因此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是不可能产生民族自豪感的。既然他们的内心都没有民族自豪感，那么他们身为中国人也不会存在什么个人方面的优越感。既然内心不存在个人方面的优越感，他们就只会把自己，同时也会把同胞都视同为毫无价值的人——只会彼此攫取、甚至是彼此掠夺，用以安慰空虚的心灵与布满伤痕的灵魂。

中国人民看待满清王朝，自然是不可能把它视同为本民族政权的，那就不会把感情寄托到压迫他们的异族政权上，也就不可能在压迫他们的异族政权上寻找什么民族自豪感。但是，当人民无法通过有形的政权去寄托民族感情，自己各种恢复主权的努力又一再失败，他们势必就会选择遗忘，逐渐把政权与国家混为一谈，以掩饰他们的无能，同时还融入了仇恨。所以，当满清王朝倒台后，若是有政治组织不在这方面正本清源，让人民的感情有一个真正可以寄托的圣地，那实质上必然会延续蛮族政治，也一定会把人民的意识与行为全都引向卖国的道路。而这一点，就是中国近代以来汉奸败类一直层出不穷、难以断绝，还嚣张跋扈的原因！

因此，政治的失败也必然会带来军事的失败，因为既然中国军人无法把自己的民族感情寄托到一个有形的政权上，那他们也就不可能产生为民族而战的思想意识，并凝固这种正确意识使之成为坚韧不拔、狂热无比的信仰。所以，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势必会成为一种物力关系，从而把自己降低到雇佣兵的级别。那么，用庞大的雇佣兵去与别人的正规军作战，这样的战争还会有什么胜算——这就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在面对外来侵略时屡战屡败的根源。而国民政府也正是因为在抗战时期，一反常道，以民族主义政府的面貌短暂地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打开了中国军人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民族自豪感，才能够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最终击败日本侵略者，而且还是全面、彻底与不计代价地战胜侵略者！

所以，战胜之道首在正心，正心之道首在立名，立名则以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为先。因此，只有做到这一点，汉人的民族自豪感才能恢复，他们在个人方面的优越感才能萌发，而后，他们意识上的觉醒才能使他们被无道政治长期以来所抑制住的力量，开始不可遏抑地喷涌，这就足以震撼这渺小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