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合计怎么才能养活自己。好在交流项目的课业不太繁重，每周都有空余时间，我开始寻觅兼职。很快找到了一个在台湾餐厅“打台”的工作。所谓“打台”，就是做服务员，老板只提供每天的工作餐和一个轮班十几刀的薪水，薪水的多寡完全取决于客人的小费。但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已经是十分合适的兼职了，不需要去超市采购，每天不用开火就有可口的饭菜。从小到大，我妈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可以算得上是溺爱，除了不会做饭，扫地、拖地我也没做过。而从这时开始，我得开始学着点单、上菜，抱着成摞的、滴着菜汤的脏碗碟回到后厨，然后擦桌子、拖地……老板人很好，知道我不会做饭，有时会让大厨多做些员工餐让我带走。

在美国吃饭都需要付小费（当然也可以顶着服务员的白眼选择不付扬长而去），一般客人给的小费是消费总额的8%，慷慨的人甚至会付到20%，若是遇到像《老友记》里亿万富豪Pete那样的客人，反手开一张两万刀的支票，那可真就烧高香了。不过来餐馆吃饭的中国人居多，大家都似乎还不习惯美国的小费文化，小费给得都不算阔绰——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一起吃饭的客人超过10个人时，小费默认为15%。遇到这种大型聚餐，一点也不亚于客人给我开了一张大额支票，从他们浩浩荡荡进门的那一刻起，我就欢欣鼓舞地服务到最后。

平时聚餐的客人可遇不可求，春节时才多了起来——哪怕平日里再节俭的留学生，到了这个日子，也会和三五好友出来好好吃一顿——可惜我不是。除夕和大年初一是店里最繁忙的时候，我端着盘子碗穿梭在人群里来不及品味孤独。客人的菜约莫着快上齐时，我的电话响了，是妈妈打来了视频电话，我赶忙挂掉，换成语音电话拨了回去。他们又换成视频电话拨了过来，我只得站到餐厅门口接通。电话那头是白天，爸妈已经开始了大年三十的走亲访友的行程。他们问我怎么过这第一个独自在外的春节，我指指后面的一大桌人说：“同学一起聚餐呢。”

奶奶看见我，直接哭了出来，一直说“怎么现在那么瘦”，“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我故作轻松地说：“好像我以前有三百斤一样，没有瘦啦，是手机滤镜。”说的时候已经哽咽。然后，我强忍着泪水说“同学在喊我，我要去吃饭啦”，就急匆匆挂了电话，继续去招呼客人。

但是我的泪水已经决堤，那一晚我都是低着头、流着眼泪忙来忙去。大家都在节日欢聚的喜悦气氛里，并没有人发现我的异样。从下午5点忙到晚上11点，待客人们陆续离开餐厅，我们收拾干净残局，也开始吃这顿特殊的年夜饭——后厨没空做单独的员工餐，那天的年夜饭，是客人们的剩饭。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口，不为团聚，不为佳肴，仅为果腹。

凌晨，我轻手轻脚回到合租的屋子，进到自己的房间，悲伤地看着昏黄的灯光下简陋的一切——这就是我的春节，我拥有的，只不过是地上放着的那张床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