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沂蒙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名字叫韩家派庄。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生于斯，长于斯。而对她有渐渐清晰的记忆，应该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那时我大约六七岁的光景。

记得，那时有生产队——整个村里的村民（那时叫社员）一起干活，一起分收成，一个村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留给我的是一些温馨、甜美的记忆。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二爷、六爷、大伯、三叔……我很乐于喊他们，他们经常夸我，说我是个好孩子，而且也经常逗我玩，有啥好吃的东西都给我留着，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整个村里的人们都是亲人，感觉都特别亲。

可是，那时有一个人经常呵斥我，他就是我本家的一个老爷爷。

村前，是一片大树林，主要是高高低低的杨树。到了夏天，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林荫片片，那里就成了我们这些小朋友们的乐园。我们经常在那里打闹、追逐、捉迷藏，玩累了，就像鸟儿一样，爬上树，找个适合坐的树杈，坐在上面，沐浴着清爽的林风，心里乐开了花。

可是，这种情形一旦被老爷爷看见，我们就得挨一顿呵斥：“树那么高，很危险的。快下来！”当时我们根本不理他这一套，他说归说，我们做归做，也根本不把他说的“危险”放在心上。只有他朝这边来，我们才抓紧下来，匆匆跑去，再换一个地方，不被他看见。我们就像鸟儿一样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同的是，鸟儿在天上、树上飞，我们在地上、树林里飞。

飞来飞去，我们常常热得满头大汗。于是我们又变成一条条的鱼，跳进树林边的大河里去。记得当时那河又宽又大又清，从上游浩浩荡荡地赶来，途经树林。就像一条宽宽的玉带，飘在村前、树林边。不记得我们在河里面洗了多少次澡，也不记得河水到底带走我们多少欢声笑语，只记得自己像鱼儿一样自由自在，只记得河水洗去了身上的汗水、泥巴。那时我们好像一点儿烦恼、不快也没有似的，现在想起来，才明白，我们不是没有烦恼、不快，而是河水都把它们冲走了。

到了晚上，河边又成了露天影院。那时，公社里有一个放映队，一个村一个村地轮流放。一块幕布天还不黑就挂好了，它往往就挂在两棵树之间。只要看到幕布挂好了，我们就成了村里的小喇叭，在村里兴奋地跑着，大声地喊着：“今晚放电影了。”这不停地吆喝，使整个村庄很快就知道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忙着占地方，用小石头排一个圈，这就是为自己和家人提前占好看电影的地方。当大人们吃完晚饭来看电影，就不用担心没有地方站或站在最后面了。可是当电影开始放映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困了，趴在妈妈怀里，渐渐地进入了梦乡。因此，现在想来，那时到底看了多少次电影，不知道，至于电影的内容，更是无从知晓了。因为，有的电影，压根儿连名字也没看，自己就被瞌睡虫带走了。

这是晴天时常干的事情。阴雨天来了，我们也不是没事可做。那时我们最爱做的事情莫过于捏小泥人了。记得村西边有个斜坡，一到阴雨天，从那里挖的泥巴不硬不软而又细腻，很适合捏泥巴的。下雨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抱着泥巴到村里的牛棚里去玩。说是牛棚，其实是很大很干净的房子，因为生产队负责人专门抽出几个社员看管，照料牲口。他们不嫌我们玩泥巴，有时也帮我们捏几个我们不会捏的动物。我们很高兴，所以，就常来这里。捏泥的时候，往往分两伙，比如，我捏一些泥人，你捏一些泥人，捏完之后，我们就开始把泥人当士兵来打仗，而且口中都念念有词，模拟着枪炮的声音。这“战争”往往打来打去没有结果，没有所谓的输和赢。

后来，我们上学了，开始疏远生产队、树林、大河、泥巴、牛棚……渐渐地，生产队瓦解成一个个单干户，觉得村里的人好像一天天生疏起来了；树林被砍伐了，好像砍伐的是我们的童年，我们心痛不已；大河被人们不断地填埋而变成了臭水沟、垃圾场，就连青蛙、鸭子、鹅也很少逗留于此；牛棚随着那个时代远去了……我们在不断地长大，而村莊好像在变小。到底小了多少，我说不清楚。

可是，直到2009年4月14日，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的村庄一下子就丢了一半。这是我最难忘最悲恸的一天，无情的病魔过早地夺去了我父亲58岁的生命。看着母亲孤单的身影，看着餐桌空了一个位置，看着一下子空旷了许多的院子，看着父亲曾经开过的那辆手扶拖拉机郁郁寡欢的样子，看着田里忙碌的身影少了一个……就这样，我的眼前一次次浮现出父亲的身影，可是，那毕竟是身影，不能变成真的人，把被他带走的那半村庄还给我。

唉，我无论如何也回不到从前那个村庄了，而从前的那个村庄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我们的身边了。莫非，这就是我和村庄不可逃脱的宿命？难道不断地失去才是我们真实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