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一辆末班电车早就拖着它那破旧的车身回车库了。冷冷的月光照着窗台，也照在床上，像铺上一条淡蓝色的被单，还把房间的其他部分照得半明不暗。在房间角落的一张小桌子上，台灯灯罩下面露出了一片灯光。丽达低头在一本厚厚的笔记簿上写她的日记。细细的铅笔尖迅速地滑动着：
5月24日
今天又想把近来的一些印象写下来。前头又是一块空白。已经一个半月没写一个字了。那就只好让它空着吧。
哪里有时间来写日记？已经是深夜了，我这才拿起笔来。现在一点也不想睡。谢加尔同志明天就要到中央委员会工作去了。这个消息使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他是非常好的同志。现在我才体会到他的友谊对我们全体是多么可贵。谢加尔这一走，我们的辩证唯物论小组就要垮台了。昨天我们大家都在他那里呆到深夜，检查我们的那些“辅导对象”的成绩。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也在那儿，还有那个叫人讨厌的登记分配部部长屠弗塔。我就见不得这位“万能博士”！谢加尔非常高兴，因为他的学生保尔在党史方面很出色地驳倒了屠弗塔。是呵，这两个月可没有白过。既然有了这样好的成绩，你就不会惋惜耗去的精力。听说朱赫来要调到军区特勤部去工作。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调动。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
“您代我教下去吧，”他说，“不要半途而废。丽达，无论是您，或是他，都有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这个青年人还没有完全克服他那种不守纪律的缺点，他只知道用他的奔放的情感去生活，而这种旋风似的感情，会使他走弯路的。丽达，根据我对您的认识，您将是他的一个最合适的指导员。我祝您成功。不要忘了给我往莫斯科去信，”他临别时对我这样说。
团中央委员会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今天来了。这个人，我从前在军队里就认识他。
明天杜巴瓦就要带柯察金来。我现在把杜巴瓦描写一下：他是一个中等身材、肌肉发达、身强力壮的人。他一九一八年入团，一九二〇年入党。他是因站在“工人反对派”方面而被撤消共青团省委委员资格的三个人中的一个。给他辅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天他都向我提出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来破坏研究计划。在他和我的第二个学生尤列涅娃之间，常常发生摩擦。就在头一天上课的时候，杜巴瓦把尤列涅娃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指责说： “我说老太婆，你的服装还不够整齐。既穿军服，就得穿皮裤裆的马裤，带马刺，戴布琼尼式的尖顶军帽，再挎上马刀，不然的话，就是个不文不武的‘四不像’了。”
尤列涅娃也不让人，我只好从中调解。杜巴瓦似乎是柯察金的朋友。今天就写到这里吧。应该睡了。
如火的太阳烤着大地。车站天桥的铁栏杆热得烫手。一群疲惫不堪的、热得无精打采的人走上了天桥。这些人并不是旅客。由铁路员工住宅区到城里去的人，多半都要经过这座桥。
保尔从天桥的最上一层台阶上看见了丽达。她比他先到了车站，正在看那些走下桥来的人们。
保尔在离她三步的地方站住了。她没有看见他。保尔怀着一种平素少有的好奇心仔细观察她。她穿着条格布的衬衫，下面是蓝色的粗布短裙，一件柔软的短皮上衣搭在她的肩膀上。晒黑了的脸衬着松蓬蓬的头发。她站在那里，头稍稍仰着，阳光使她眯着眼睛。保尔第一次用这样的神情看着他这位同志兼老师。同时，他也第一次意识到，丽达不仅是一个共青团省委会的委员，而且也是……但是他一发觉他竟出现这种“荒唐”的念头，他就马上责备自己，并且立刻招呼她说：
“喂，我站在这儿，已经整整看了你一个钟头了，你还没有看见我。现在该走了吧，火车已经进站了。”
他们走到了检票口。
昨天省委会委派丽达代表省委去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还派保尔当她的助手。今天他们必须乘车出发，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车次太少，发车的时候车站由掌握全权的交通管制五人小组所控制。没有该小组的通行证，任何人休想进站。所有的进出口全由该小组的值勤人员把守。一列车就是塞得满满的，顶多也只能运走十分之一急于要走的人。谁也不愿意留下，因为行车的时间没有准，说不定一等又是好几天。成千的人冲到了进出口，企图冲向那难上的绿色车厢。这些日子里车站一直处在被包围之中，有时候还闹到扭打的地步。
保尔和丽达想走进月台，怎么也办不到。
保尔熟悉这里所有的进出口，他就领着他的同伴通过行李房走进月台。他们好容易才挤到第四号车厢跟前。车门旁边站着一个满头大汗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无数次地重复着这样的话：
“告诉你们，车上已经挤得满满的了，有命令，不许站在车厢连接板上和车顶上。”
急于要上车的人都气势汹汹地向他冲去，把交通管制五人小组所发的四号乘车证举到他的鼻子跟前。每一节车厢的前面都是这样争吵着，叫骂着。保尔看出来想用普通的方法坐这班车是不成了，但是又非走不可，要不，就赶不上开大会了。因此他把丽达叫到一边，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告诉她：他先挤上车，然后再打开窗子，从窗口把她拉进去，不然的话，毫无办法。
“把你的那件短皮上衣给我，它比什么特别乘车证都有效。”保尔说。
他把丽达的皮上衣取过来穿上，把手枪往兜儿里一插，故意把枪柄露在外面。接着又把装食物的旅行袋放在丽达脚下，自己就向四号车厢走去。他很不礼貌地把旅客推开，一只手抓住了车门的扶手。
“喂，同志，你到哪里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话了。
保尔回头看了这矮胖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眼，然后用一种不容别人怀疑他的权力的声调说：
“我是本区特勤处的。我们马上要检查乘车的人是不是全有交通管制小组的乘车证。”
那个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看了看他露着的手枪柄，用袖口擦了擦额上的汗珠，冷淡地说：
“好吧，只要你挤得进去，你就检查好了。”
他用尽全身力气连推带撞，有时还得用拳头，拼命朝里面挤，有时还得伸手抓着上层的铺位，吊起身子，从别人的肩膀上悠过去，虽然他受了无数的责骂，但终于挤到了车厢中间。
“你这个该死的东西，究竟打算往哪儿闯？”当他从上面下来，一脚踏到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上的时候，她朝他这么叫喊。
这个胖女人像一个二百多斤的大肉球，勉强挤在下铺的边缘上，她两腿中间夹着一只油桶。所有的铺位上，都放着些铁桶、箱子、口袋、筐子。车里闷得人喘不过气来。
保尔不理这个胖女人的咒骂，问她：
“您有乘车证吗，女公民？”
“什么乘车证？”胖女人对这位突然冒出来的检查员恶狠狠地说。
一个贼头贼脑的家伙从上面的铺位上伸下脑袋来，用喇叭样的声音喊着说：
“瓦西卡，从哪里跑出来这么个可恶的家伙？你给我揍他一顿。”
一个又高又大、胸脯全是毛的家伙，在保尔的头顶上出现了，这显然就是瓦西卡了。他对保尔瞪起一对牛眼：
“为什么要找妇女的麻烦？你要什么票？”
从旁边的铺位上伸下来八只脚。这些脚的主人们勾肩搭背地坐着，非常神气地嗑着瓜子。这显然是一帮见过世面、经常在铁路上来往的投机商人。保尔暂时没有工夫和他们纠缠。让丽达上车要紧。
“这是谁的？”他指着窗户旁边的木头箱子，问一个上了年纪的铁路工人。
“唔，就是那个女人的。”老工人指着两只穿着褐色长袜子的大粗腿回答。
必须打开窗子。可是这口箱子碍手，又没有地方放它。保尔把箱子提起来，交给它的主人——那个坐在上面铺位上的女人：
“请您暂时拿一下，公民，我要开窗子。”
“你怎么乱动别人的东西？”当他把箱子放在她腿上的时候，那个塌鼻子女人大叫着说。
“莫季卡，你看什么人在这儿胡闹？”接着，她又向她的邻座求援似地说。于是那个人就从上面用穿着凉鞋的脚踢了保尔的后背一下，说：
“喂，赶快走开，你这个癞皮狗，要不，我就揍死你。”
保尔咬着嘴唇忍受了背上这一脚，打开了窗子。
“同志，请你稍微让开一点。”他请求那个铁路工人。
他又把一个铁桶挪开了一点，腾出地方来，就站在窗口。丽达早就在车窗外面等着了，她连忙把旅行袋交给他，保尔把旅行袋往那个胖女人腿上一扔，马上把身子探出去，抓住丽达的手，把她拉进车里。一个维持车站秩序的红军战士看到这种破坏规章的举动，还没来得及阻止，丽达已经进到车厢里了。那个动作迟缓的红军战士没有办法，只好骂着走开。丽达一到车里，这帮奸商就怪叫起来，弄得她很难为情，不知如何是好。她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抓住上座的把手，站在一个下铺的边儿上。周围是一片谩骂声。上铺那个大喇叭似的声音咆哮起来：
“瞧这个混蛋，他自己爬进来还不算，把一个婊子也拖进来了！”
上面又有一个没露出脸来的人吱溜吱溜地叫道：
“莫季卡，照鼻梁上给他一拳！”
上面坐的那个女人也老想瞧机会，把木箱放在保尔的头上。周围全是这一帮流氓坏蛋。保尔看见丽达站在那样一个地方，后悔不该让她到这儿来，但是总得想法子给她找个坐位。于是他向那个叫做莫季卡的人说：
“公民，请你把东西从过道口挪开，这位同志还站着呢。”可是那家伙却骂了一句令人气炸肚皮的下流话。保尔右眉的上边像针扎一样疼起来。他勉强抑制着自己，向那个流氓说：“下流坯子，你对我说这些话，你要得到惩罚的！”可是马上有人从上面在他头上踢了一脚。
“瓦西卡，再给他点厉害瞧瞧！”周围的人都一齐像嗾狗似地乱叫道。
这样一来，保尔长久压抑在胸中的怒火再也不能遏制了，在这时候，他的动作像往常脾气发作时一样，是迅速而且猛烈的：
“你们这些可恶的投机奸商，你们敢欺负人？”他像蹬着弹簧似的，两手一撑就蹿到了中铺座位上，举起拳头，朝着莫季卡的蛮横嘴脸猛力打去。他打得那么有劲，那个投机商人一下就倒栽下去，掉在过道里的人们头上。
接着他又用手枪指着上铺那四个人的鼻子，厉声喝道：“你们这些坏蛋，统统都给我滚下来，要不然，我就要你们一个个的狗命。”
这样一来，局面完全不同了。丽达也在密切地注意着周围的情况，要是有谁抓住保尔，她就准备向他开枪。上铺的人都被撵了下来。那些贼头贼脑的家伙连忙躲到隔壁的车厢去了。
保尔把丽达安置在才腾出来的空位子上，轻轻地告诉她说：
“你在这里坐着，我去和这些家伙算账去。”
丽达连忙拦住他说：
“难道你还要去和他们打架吗？”
“不和他们打架，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他安慰她说。
保尔又把车窗打开，跳到月台上。几分钟之后，他已经到了他的老上级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布尔麦斯捷尔的办公室里。拉脱维亚人布尔麦斯捷尔听了保尔的话，马上下令叫四号车厢上的人都下来，检查所有人的证件。
“我早就说过，总是列车还没有进站，车上就挤满了扛着口袋的商贩。”布尔麦斯捷尔说。
由十个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组成的检查队，把车厢来了个彻底大检查。保尔仍然像原先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时一样，帮助检查了整个的列车。保尔虽然离开了肃反委员会，但是还和朋友们保持着联系，而当他作共青团书记的时候，他也派了不少的优秀共青团员到铁路肃反委员会帮助工作。检查完了，保尔就回到丽达这儿来。现在车子里完全换了一批新的乘客——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
他只能在最下一层的一个角落上给丽达弄了一个座位，旁边堆满了一捆捆的报纸。
“这样就行，咱们将就着坐吧。”丽达说。
列车开动了。这时候可以看到车窗外面那个胖女人正高高地坐在一堆口袋上，喊着说：
“曼卡，我的油桶呢？”
丽达和保尔两个被一捆捆报纸和邻座隔开，坐在一个很窄的角落里，一边高兴地想着刚才那场不太愉快的插曲，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面包和苹果。
列车缓缓地爬行着。车辆失于检修，又超载过多，走起来咯吱咯吱直响，轮子到了铁轨接头的地方车就震动一下。傍晚的时候车厢里暗下来了，接着，夜幕便掩住了敞开的窗子，车里一片漆黑。
丽达非常疲乏，枕着旅行袋打起盹来。保尔坐在坐位的边儿上，垂着两腿抽烟。他也非常疲倦，但是没有地方可以躺下。夜晚的凉风从窗口吹进来。车身的震动把丽达惊醒了。她看见了保尔抽的烟卷的红光。“他会这样一直坐到天亮的；显然他不愿意太挨近我，怕我难为情。”丽达心里这样想，因此她开玩笑地对保尔说：
“柯察金同志，请您把资产阶级那一套礼貌丢掉吧，来，您也躺下歇一会儿。”
保尔就和她并排躺了下去，非常舒服地伸直了他浮肿的双腿。
“我们明天的工作是忙不完的。睡吧，你这爱打架的家伙。”她的胳膊亲热地搂住他，保尔感到她的头发正贴着他的脸。
在保尔心目中，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是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志，他的政治指导员。但是她究竟还是一个女人。这一点，是他今天在天桥上才第一次意识到的，所以她的拥抱才使他这么冲动。他感觉到她那均匀的呼吸，她的嘴唇已经跟他的十分靠近。这使他产生了一种要找到那嘴唇的强烈愿望。然而他终于用顽强的意志把那愿望克服了。
丽达似乎猜到了保尔的感情，所以她在暗中微笑了。她早已经历过爱情的欢乐和失掉爱人的痛苦。她曾经把她的爱情献给两个布尔什维克，而这两个人都先后被白卫军的子弹从她手中夺去了。一个是仪表堂堂、身材高大的旅长，一个是长着明亮的蓝眼睛的青年。
车轮的有节奏的响声很快就使保尔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清早他才被汽笛吵醒了。
丽达很晚才回到她自己的房里，在她那不常打开的笔记本上又写了如下的几行：
8月11日
省代表大会结束了。阿基姆、米海洛，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到哈尔科夫出席全乌克兰代表大会去了。整个的责任都堆到我的头上。杜巴瓦和保尔都收到了列席团省委会的证件。自从杜巴瓦被派到佩切尔斯基区共青团担任书记之后，他每天下午就不再来上课了。他的工作很忙。保尔倒还打算上课，但是，有时候我没有时间，有时候他又被派到什么地方去。由于铁路情况严重，他们经常被动员出去。扎尔基昨天到我这里来，他很不满意我们从他那里调了些人过来。他说，这些人目前他也非常需要。
8月23日
今天我从走廊里走过时，远远看见在管理处门口站着潘克拉托夫、保尔和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我又往前走，听到保尔正在那里叙述一件什么事情，他说：
“那边都是一些典型的坏蛋，统统枪毙也不可惜。他们说：‘你们没有权利来干涉我们。这里的事自有铁路林木委员会做主，不用什么共青团来管。’瞧他们那副嘴脸……这帮寄生虫可找到了藏身之处！”
接着我又听到了一些最难听的骂人话。潘克拉托夫一看见我，就用胳膊肘碰了保尔一下。保尔一回头，看见是我，脸都白了。他甚至没敢正眼看我一下，就连忙走开了。这一下，他大概会好久不到我这里来的，因为他知道，我是不许任何人乱骂人的。
8月27日
今天举行了一次党委会的内部会议。情势越来越复杂了。我还不能把全部情形都记下来——不许可。阿基姆从县里来了。他很忧郁。昨天运粮专车又在帖帖列夫地方被人破坏出了轨。我想索性都丢开不记了，总是记得这样零零碎碎的。我在等着柯察金。今天曾经见过他，知道他和扎尔基他们五个人在组织一个公社。
一天中午，工厂里有人叫保尔去听电话。那是丽达打来的，她说她晚上有空，要他到她那里去谈谈上次没谈完的那个题目：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晚上，他走到大学环路那座房子的门口，抬头一看，丽达的窗子里有灯光。他跟平常一样地奔上楼梯，用拳头在门上敲敲，还没有等到应声，就推门进去了。
在床上，在男同志们谁也没有资格在上面坐一会儿的那张床上，正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的手枪、行军袋和带星徽的军帽放在桌子上。丽达坐在他旁边，双臂紧紧地抱着他。他们正高兴地谈着话。……丽达把容光焕发的脸转向保尔。
那军官移开丽达搂着他的双手，站了起来。
“让我来介绍吧，”丽达握着保尔的手说，“这位是……”
“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那位穿军装的人一面紧握保尔的手，一面随便地说。
“想不到，像一阵风吹来的。”丽达笑着说。
保尔跟他的握手是很冷淡的。一种怨妒的心情，像打火石的火星一样在他的眼睛里闪了一下。他看见了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袖子上那正方形的军衔标志。
丽达正想说什么，但是保尔拦住她说：
“我只是跑来告诉你，今天晚上我要赶到码头上卸木材，你用不着等……恰巧现在你又来了客人。那么，我走了，伙伴们正在下面等着呢。”
正如突然出现一样，他又突然消失了。他的脚步声疾速地沿着楼梯响下去。下面的大门砰地响了一声。一切又都静下来。
“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丽达冲着达维德那惊疑的目光，这样含糊地说。
……在下面，在天桥的下面，一辆机车正呼哧呼哧地响着。它那强大的肺管喷出了一阵阵金色的火星；它们疯狂地飘舞着，盘旋上升，接着就消失在黑暗里。
保尔靠着天桥的栏杆，望着岔道上各色信号灯的闪光，眯缝着眼睛对自己说：
“柯察金同志，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您一发觉丽达有个丈夫，就那样难过呢？难道她曾经告诉过您，她没有丈夫吗？即使她这样说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这件事突然叫您这样难过呢？何况，我亲爱的同志，您不是一向把这种关系只看做是精神上的伴侣吗？……您为什么要那样莽撞呢？呵？”他讥笑地反问着自己，“假如他不是她的丈夫呢？比方说，万一是她的兄弟或叔叔呢？……要是那样，你就是做了一桩蠢事——无缘无故地使一个人难堪。显然，你真是一个地道的粗人，一点礼貌也没有。是不是她的兄弟，这可以打听出来。假如他真是她的兄弟或叔叔，那你还怎么有脸向她当面解释呢？得了，以后你再也别到她那儿去啦！”
汽笛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潮。
“天已经不早，该回家了。别再想这些无聊的事情啦。”
在索洛缅卡（这是铁路工人区的名称）由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公社。这五个人是扎尔基，保尔，快活的金发捷克人克拉维切克，调车场共青团书记尼古拉·奥库涅夫和斯焦帕·阿尔丘欣，他是铁路肃反委员会委员，不久以前还是修理厂的司炉。
他们弄到了一间房子，下工后就擦洗、粉刷、油漆，一连忙了三天。他们的大水桶忙个不停，弄得邻居以为是失了火。他们用木板搭了床，麻袋里塞进由公园里拾来的枫叶，做了床垫。在第四天，房间里就布置整齐了。在白得耀眼的墙壁上，挂着彼得罗夫斯基的肖像和一幅大地图。
他们在两面窗户中间钉了一个搁板，摆了一堆书。两只钉着纸板的木箱做了凳子，另一只大木箱做了柜子。在房间中央，摆着一只巨大的、呢子面已经拆去的台球台，这是他们从公用事业局扛来的。这东西白天是桌子，晚上是克拉维切克的床。此外，他们又把各人的东西全搬了进来。富有管家才能的克拉维切克开了一张公社资产的清单。要不是大伙一致反对，他还想把这清单贴在墙上。现在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是公共财产了——工资、口粮和任何偶尔收到的包裹，都必须平均分成五份。只有各人的武器还是私产。公社社员一致决定：社员如果不遵守公社关于取消私有制的规定，或是欺瞒同社社员，都得受开除的处分。奥库涅夫和克拉维切克还坚持在该项条文后面附加一点：并立即逐出。
区共青团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公社的成立典礼。他们从邻居那里借来了一个大茶炊，又把公社所有的糖精都用来沏茶。喝过茶之后，就大声合唱起来：
茫茫世界被血泪染遍，
我们的一生受尽苦役熬煎。
可是，总有一天……
烟草工厂的塔莉亚充任指挥。她的红头巾稍稍歪向一边，眼睛就像调皮的男孩子的一样。可是这对调皮的眼睛，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跑到跟前仔细瞧过它们呢。塔莉亚·拉古京娜的笑声是富于传染性的。这十八岁的糊烟盒的女工用她那青春的明亮的眼光注视着人生。她一举手，歌声就像铜号一样响起来：
我们的歌声，流传四方，
我们的旗帜在全球飘扬，
它飘扬，辉煌而明亮，
那是我们的鲜血在燃烧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