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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之词简编（第一部分）

女人

身为女人，并不是萨比娜选择的生存境界。既然不是选择的结果，便算不上功绩也算不上失败。面对一种强加给我们的状态，萨比娜想，就必须找到一种相适应的态度。在她看来，对生来是女人这一事实进行反抗，与以之为荣耀一样，是荒唐的。

他们初遇时，一次，弗兰茨用一种奇特的语调对她说：“萨比娜，您是个女人。”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会以哥伦布刚刚望见美洲海岸一样庄严的声调向她宣告这个消息。后来她才了解，他特别强调说出的“女人”这个词，对他而言，不是用来指称人类的两种性别之一，而是代表着一种价值。并非所有的女人都称得上是女人。

可是，如果萨比娜对弗兰茨而言是女人，那玛丽-克洛德，他真正的配偶，于他而言又是什么呢？二十多年前（那时他俩才认识几个月），她威胁他说，如果他抛弃她，她就自杀。这一吓，倒把弗兰茨迷惑住了。玛丽-克洛德并不那么讨他喜欢，但她对他的爱在他看来无与伦比。他自觉配不上如此伟大的爱情，而对这份爱，他认为应该深深地低下头来。

因此，他低头直至跪倒于地，并娶她为妻。虽然她再也没有对他表现出如她以死相逼时那么强烈的感情，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存有一个牢固而必然的自我要求：永远不伤害玛丽-克洛德，并且尊重她身上的那个女人。

这句话真有趣。他并不对自己说：尊重玛丽-克洛德，而是说：尊重玛丽-克洛德身上的那个女人。

可是，玛丽-克洛德本身就是一个女人，隐藏在她身上的另一个他必须尊重的女人又是谁？不会是柏拉图的女人之理念吧？

不。是他的母亲。他永远不会想到说他对母亲的尊重，是对女人的尊重。他爱母亲，而不是爱她身上的某个女人。柏拉图的女人之理念与他的母亲是同一的，也是惟一的。

在他十二岁左右时，一天，弗兰茨的父亲突然弃她而去，她成了孤身一人。弗兰茨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但母亲为了不给他造成伤害，轻描淡写，极有分寸地隐瞒了真相。那一天，在他们一起出门要去城里走走时，弗兰茨发现母亲穿的鞋不成对。他很不安，想提醒她，又怕伤了她。他同母亲在街上走了两个小时，双眼始终不能从她的脚上移开。从那时起，他开始懂得了什么是痛苦。

忠诚与背叛

他爱母亲，从童年一直到将她送入墓地的那一刻，并且仍在回忆里爱着她。因此他坚持这样一个信念：忠诚是第一美德，它使我们的生命完整统一。若没有忠诚，人生就会分散成千万个转瞬即逝的印迹。

弗兰茨常常对萨比娜提起他母亲，还有可能是不自觉地用了心机：萨比娜也许会被他忠诚的天性所吸引，这是一种拴住她的手段。

不过，吸引萨比娜的是背叛，而不是忠诚。“忠诚”一词让她想到她父亲，一个外省的清教徒，星期日，他总爱画挂在树梢的落日或是花瓶里的玫瑰，以此为乐。受他的熏陶，她很小便开始绘画。十四岁时她爱上了一个同龄的男孩。他父亲惊恐极了，整整一年不许她单独外出。有一天，他拿出一些毕加索的复制品来给她看，对那些画大加嘲笑。既然她无权去爱那个同龄的男孩，至少可以爱立体派美术。中学毕业后，她便去了布拉格，这下终于可以背叛自己的家了，心中感到一丝宽慰。

背叛。打从孩提时代起，爸爸和小学老师就反复向我们灌输，说这是世上可以想得到的最可恨的事。可到底什么是背叛？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萨比娜觉得再没有比投身未知更美妙的了。

她在美术学院注册上学，但是不允许像毕加索那样作画，必须遵从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派画法。在美术学院，画的都是共产主义国家元首的肖像。她企图背叛父亲的愿望仍未得到满足，因为共产主义不过是另一个父亲，同样严厉而狭隘，禁止爱情（当时是清教徒时代），也禁止毕加索。她嫁了一个平庸的布拉格演员，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有离经叛道的坏名声，双方父亲都认为他不可接受。

之后，她母亲过世。第二天葬礼完了回到布拉格，她接到一封电报：父亲因悲痛而自杀。

她十分内疚，从父亲的角度来说，爱画花瓶中的玫瑰而不爱毕加索，就那么不好？担心自己的女儿十四岁就怀个孩子跑回家又有什么可指摘的呢？失去了妻子就活不下去真可笑吗？

她又一次满心渴望背叛：叛己所叛。她向丈夫宣告（在他身上，再已看不到乖张的浪子，而是烦人的醉鬼）自己要离开他。

不过，如果当初你为了B而背叛了A，如今又背叛了B时，并不意味着要与A重归于好。离婚后，女艺术家的生活并不像她所背弃的父母的生活。第一次的背叛是不可挽回的。它引起更多的背叛，如同连锁反应，一次次地使我们离最初的背叛越来越远。

音乐

对弗兰茨来说，最接近于酒神狄俄尼索斯那种狂醉之美的，是艺术。靠小说和画幅难以自遣，但是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巴托克的《钢琴二重奏鸣曲》，或是披头士的一支歌，就能自我陶醉。弗兰茨对高雅音乐和轻音乐不加区分。区分在他看来是虚伪而老套的。他对摇滚乐和莫扎特的喜爱不偏不倚。

对他来说，音乐是救星：它将他从孤独、幽闭和图书馆里的灰尘之中解救出来，它在他的身躯上打开了多扇门，使灵魂得以释放，与他人相亲相爱。他喜欢跳舞，并为萨比娜不跟他一样喜欢跳舞而感到遗憾。

他们一起到一家餐馆吃晚饭，高音喇叭里始终响着节律强劲而嘈杂的音乐。

萨比娜说：“真是恶性循环，他们把声音弄得越大，耳朵就越聋。可是耳朵越聋，就非得把音量调得越高。”

“你不喜欢音乐吗？”弗兰茨问。

“不喜欢。”萨比娜答道，接着又补充说：“假如我活在另一个时代，可能……”她脑子当时想的是让-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时代，那时的音乐就像一朵玫瑰盛开在寂寥的茫茫雪原之上。

以音乐为名的噪音自她小时便如影随形。她在美术学院读书时，整个假期都得在当时被称为“青年工地”的地方度过。年轻人全被安排住在集体木棚里，参加建设高炉。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九点，高音喇叭里不断喀啦喀啦地放出尖厉的音乐。她想哭，但那音乐是欢闹的，无处可逃，躲在厕所里不行，蒙在床上的被子里也不行，到处都是高音喇叭。音乐仿佛是一群放出来扑向她的猎犬。

她曾以为只有在共产主义世界才会风行这种音乐。来到国外，她发觉，从音乐到噪声的蜕变是种全球性的过程，令人类进入了极端丑陋的历史阶段。丑陋的总特征首先表现在那无处不在的丑陋声音：汽车、摩托、电吉他、风镐、高音喇叭和汽笛。视觉上的丑陋用不了多久就会跟着出现，同样无所不在。

他们吃过晚餐，回到房间，然后做爱。临入睡时，弗兰茨脑子里忽然开始翻涌起种种模糊不清的念头。他想起餐馆里嘈杂的音乐声，心想：“噪声有一个好处，让人听不清词语。”从青年时代开始，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说话，写字，讲课，编句子，找说法，不断修正，改到最后，每个词都弄得不再准确，意义模糊，内涵尽失，只余下碎片、杂屑和尘埃，像沙砾一样在他的脑子里翻飞，令他偏头痛，睡不着觉，最终得了失眠的痼疾。他朦朦胧胧而又不可遏制地渴望着一种巨大的乐声，一种绝对的噪音，一片美妙欢腾的喧嚣，将所有的一切吞噬，淹没，窒息，令话语带来的苦痛、虚幻和空洞永远消失。音乐是对词句的否定，音乐是反话语。他渴望与萨比娜久久地拥抱在一起，不要说话，一句话也不要说，就让快感同音乐的狂乱喧嚣融合在一起。在这一片幻想的极乐喧嚣中，他昏昏入睡了。

光明与黑暗

对萨比娜来说，活着意味着观看。视觉受双重边界所限：让人什么也看不见的强光与完全彻底的黑暗。她对任何极端主义的憎恶，或许产生于此。极端标志着生命的终极之界，极端主义的激情，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艺术上的，都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对死的渴望。

而对于弗兰茨，“光明”这个词不会让人联想到柔和的日光照耀下的风景，而会想到光源，如太阳，灯泡，探照灯。他想起一些常见的隐喻，如真理之太阳，理性的耀眼之光，等等。

他被光明吸引，同样也被黑暗所吸引。如今，关灯做爱，在世人看来委实可笑。对此他也明白，所以让床上方亮着一盏小灯。但在进入萨比娜身体的那一瞬，他还是闭上了双眼。吞噬着他的极度快感企求的是黑暗。那黑暗是彻底的，绝对的，没有形象也没有幻影，无穷无尽，无边无际。那黑暗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所在的无限。（是的，凡寻求无限者，只需闭上双眼！）

就在快感在他全身蔓延开来的那一刻，弗兰茨在无边的黑暗中渐渐展开，融化，化作了无限。但是，人在内在的黑暗中变得越大，他的外在形象就越小。一个紧闭双眼的男人，只是一个毁弃了的自我，看起来让人心生厌恶。因此萨比娜不愿看着他，也闭上了眼睛。但这种黑暗对她来说并不意味着无限，而仅仅是对她所见的东西的拒绝，是对所见之物的否定，是拒绝去看。

4

萨比娜被人游说去参加了一次同胞聚会。话题再次落到了是否应该拿起武器跟俄国人去拼。当然，在这儿，有移民的安全屏障，所有人都宣称应该去拼。萨比娜说了一句：“那好！你们都回去呀，都去拼呀！”

这话可不该说。有位让理发师用发钳精心烫过、一头花白鬈发的先生，用细长的食指指着她，斥责道：“不要这么说话。你们大家对过去的事情都负有一份责任，你也一样。你以前在国内都做了些什么？反对当局了？画了点画，仅此而已……”

在某些国家，对公民的监视和控制是一项基本且长期的社会活动。一个画家要获准参展，一个公民要得到签证去海边度假，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要被召入国家队，首先，必须具备各种关系，弄全各式各样的有关证明（门房的，工作单位同事的，公安局的，党支部的，企业委员会的），然后交由专门指派管辖此事的官员对这些证明加以综合，评估，复审。证明里所表明的一切，与该公民的绘画才能、射门能力或是非去海滨疗养不可的健康状况毫无瓜葛。问题只在于一回事，在于所谓的“公民政治面貌”（公民说了什么，想了什么，表现如何，是否积极参加会议和五一节游行）。由于一切（包括日常生活、晋级和度假）都取决于公民得到怎样的评价，因此，所有人（为了进国家队踢球，为了办展览，或是去海滨度假）都不得不好好表现，以获好评。

萨比娜听那位灰白头发的先生讲话时想的就是这些。同胞足球踢得好不好，或是有无绘画才华（从来没有一个捷克人关心过她画的什么），这人都满不在乎；他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弄清楚他们是否反对过当局，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是一开始就背叛还是最终变节，是真正反对还是装装样子。

身为画家，她精于观察人的脸部。自从到了布拉格，对热衷于监察及评判他人的那类人的长相，她已经相当熟悉。这类人全都长着比中指稍长的食指，说话时专用来指戳对方。而且，曾在波希米亚连续执政十四年直至一九六八年的诺沃提尼总统，也有着一头一模一样的让理发师用发钳烫过的花白鬈发，还为自己拥有中欧居民中最长的食指而洋洋自得。

那位尊贵的移民未曾见过这位女画家的一幅作品，当他从她的嘴里听出他长得很像共产党人诺沃提尼总统时，脸顿时涨红了，接着发白，一阵红，又一阵白，想辩驳什么，却说不出来，陷入了沉默。所有的人同他一道哑口无言。萨比娜最终只得起身。离开了。

为此她心里感到难受，可一走到街边，转念一想，到底为了什么她要跟捷克人来往呢？她跟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是因为一片乡土吗？若要问他们“波希米亚”一词让他们联想到什么，恐怕在他们眼前浮现出的，会是一个个全无联系的散乱的画面。

不然是文化？但文化又是什么？音乐吗？是德沃夏克和雅纳切克？对。可是如果一个捷克人不爱音乐呢？那捷克人的身份本质岂不立刻落空。

抑或是那些伟人？扬·胡斯？他的著作那帮人连一行字也没有读过。他们惟一毫无例外都能明白的，就是火焰，胡斯被当作异端烧死时那火焰的荣光，化为灰烬的荣光。如此一来，萨比娜心想，捷克之魂的精髓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抔灰烬罢了。这些人的共同之处，不过是他们的失败和相互的斥责。

她急匆匆地走着，困扰她的，不是因为与那些移民闹翻了，而是因为自己的这些念头。她知道这些想法不公正。捷克人中除了那类食指过长的，还有另一些人。她说话之后那难堪的沉默丝毫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反对她的。他们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敌意，因为她不理解他们做移民的苦衷而不知如何是好。那么，她为什么不对他们抱以同情？为何不觉得他们是被抛弃的，让人可怜的呢？

我们已知道答案：当初背叛父亲，她脚下展开的人生就如同一条漫长的背叛之路，每一次新的背叛，既像一桩罪恶又似一场胜利，时刻在诱惑着她。她不愿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决不！她决不愿一辈子跟同一些人为伍，重复着相同的话，死守着同一个位置！这就是为什么她反而为自己的不公正而兴奋。过分的激烈并没有让她不舒服。相反，萨比娜觉得自己刚刚获得了一次胜利，仿佛某个看不见的人在为她鼓掌叫好。

但是自我陶醉很快被惶恐不安所替代：有朝一日这条路会走到尽头！总有一天要结束背叛！永远终结，一了百了！

当天晚上，她脚步匆匆地赶到车站月台。去阿姆斯特丹的列车已经就位，她找寻着自己的车厢。一位很和气的乘务员将她领到了卧铺车室的门口，她一拉开门，发现弗兰茨坐在床上，床上的盖毯已经拉开。他急忙起身来迎，她一把将他拥入怀中，亲了又亲。

她真恨不得像天底下最普通不过的女人，对他说：别放开我，把我留在你身边，让我做你的奴隶，使劲呀！但是这些话，她不能也不知该如何说出口。

当他松开怀抱时，她只是说了一句：“跟你在一起，多开心啊！”她天生内向，不可能再多说一个字。

5

不解之词简编（续）

游行

在意大利或法国，找对策很容易。要是父母逼你去教堂，你可以通过加入某个党派（共产党，托派，毛派等）来报复。可是，萨比娜的父亲先是送她上教堂，而后因为害怕，又硬要她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

每次参加五一节游行，她都无法跟上步伐，气得走在她后头的女孩直骂她，故意踩她的脚跟。该唱歌时，她又从来记不得词，张着大嘴却不出声。不料被人发现，把她告发了。打从青年时代起，一有游行，她就害怕。

弗兰茨是在巴黎读的大学，他天赋超人，二十岁那年，就明确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打那时起，他就已经明白，自己一辈子将在大学的办公室、公共图书馆和两三间梯形教室的四壁内度过。一想到这儿，他就感觉要窒息似的。他希望走出自己的生活，如同走出家门到大街上去。

当时，他还住在巴黎，乐于参加示威游行。去庆祝、请愿或抗议些什么，不再孤单一人，在外面跟他人在一起，这样让他比较好受。圣日耳曼大街上或从共和国大街到巴士底狱那一路人潮汹涌的游行，往往令他着迷。呼喊着口号行进的人群在他看来是欧洲以及欧洲历史的形象。欧洲，是一场伟大的进军。是从革命走向革命，从战斗走向战斗，永远向前的伟大进军。

我还可以换个说法：弗兰茨认为限于书本之间的生活是不现实的。他渴望真实的生活，渴望与同他并肩行进的男女接触，渴望听到他们的呼喊。他没有觉悟到，他以为不现实的（图书馆里离群的工作），其实是他的现实生活，而被他视作现实的游行不过只是一场戏，一支舞，一个节日，或者换句话说：一个梦。

萨比娜读大学时住的是学生宿舍。五月一日，全体同学都必须早早地到达游行队伍的集合地点。为了保证不漏掉一个人，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受雇来清查宿舍楼。她常躲到厕所里，等所有人离开很久以后才回去，房间里一片死寂，她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远远传来行进的音乐声。就像是藏在巨大的贝壳里，远远地听到充满敌意的天地回响着拍岸的巨浪声。

离开波希米亚一两年后，俄国入侵纪念日那天，她正巧身在巴黎，有一个抗议示威活动，她忍不住也加入了。法国青年举着拳头，高呼着反对苏联帝国主义的口号。这类口号，她听着挺高兴，但惊奇地发现自己却无法响应，跟别人一同呼喊。于是她在队伍里只待了几分钟便离开了。

她将这一经历告诉了几个法国朋友，他们都很惊讶：“别人侵占了你的国家，你就不愿去作斗争？”她想跟他们说，在一切入侵、占领之下，掩盖着另一种更为本质，更为普遍的恶；这种恶的表现，便是结队游行的人们挥舞手臂，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同样的口号。于是，她清楚无法向他们解释这一点。她觉得尴尬，于是宁愿换个话题。

纽约之美

他俩在纽约城内漫步，一连走了好几个小时，每一步景致都不同，仿佛置身于风景迷人的山间，沿着蜿蜒小道前行。一个年轻人跪在人行道中央祈祷；离他几步远处，一位漂亮的黑人姑娘倚着树昏昏欲睡；有个身穿黑制服的男人边横穿大街，边比比划划，指挥着一支无形的乐队；一座喷泉四周，几个泥瓦匠，正在吃午饭，承水盘里细水轻轻流淌。丑陋的红砖房屋，墙面上架着金属梯，那房子实在太丑，丑得都成其为美了。紧挨着便是一幢巨型的玻璃摩天大楼，再往后又是一座大厦，顶上是一座阿拉伯式小宫殿，有尖塔、游廊和金色柱。

她想起自己的画，画里也是杂混并列着一些彼此毫不相关的东西：建造中的高炉，背景深处是一盏煤油灯；或者，又一盏灯，那漆成绿色的灯罩裂成细小的碎片，飘散于一片沼泽地荒凉的景象之上。

弗兰茨说：“在欧洲，美总是带有刻意的特点，总是先有惟美的构想或长久的计划，比如一座哥特式大教堂或一座文艺复兴式的城市，得按计划，花几个漫长的世纪才能建成。纽约的美则完全来自于另一种源头。这是一种非刻意的美。它无需经过人的预先谋划，就像钟乳石溶洞一样自然天成。有些形态，本身很丑，未经任何筹划，可碰巧处在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环境中，突然之间便散发出一种魔力般的诗意来。”

萨比娜接着说：“非刻意的美。是的。还可以说是错误的美。美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之前，还会存在片刻，却是因错而生。错误的美，是美的历史末期。”

她想起自己第一幅真正获得成功的画作，上面就是误滴了一些红色颜料。是啊，她的画全都基于错误之美，对她的画来说，纽约才是其隐秘但真正的祖国。

弗兰茨又说：“纽约这种非刻意的美，比起那种出自人的筹划，过于冷峻也过于工巧的美来，也许更为丰富多变。可这不是欧洲式的美，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怎么样？世上总存在一点他们有着一致看法的东西吧？

不。就此而言，也同样存在着区别。纽约之美的那种陌生性强烈地吸引着萨比娜。这种美令弗兰茨着迷，可同时又让他恐惧，让他陡生对欧洲的思恋。

萨比娜的祖国

萨比娜理解他对美国所持的保留态度。弗兰茨是欧洲的化身：他母亲原籍维也纳，父亲是法国人，而他自己是瑞士人。

弗兰茨羡慕萨比娜的祖国。每当她跟他谈起祖国和她那些波希米亚的朋友，听到监狱、迫害、大街上的坦克、移民、追杀、禁书、被禁的展览这些词，他便感觉有一种奇特的如思乡一般的向往。

他告诉萨比娜：“有一天，一位哲学家写信给我，说我所讲的一切，不过是诡辩，无从论证，并且说我是‘似是而非的苏格拉底’。我觉得受到奇耻大辱，气呼呼地回击了他。想想吧，这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就是我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冲突！这事，就是我人生可能遭遇的戏剧之顶峰！而我们俩生活在不同的层次。你走入我的生活，就像格列佛到了小人国。”

萨比娜不同意。她说冲突也好，戏剧、悲剧也罢，都不意味任何东西，毫无价值，不值得敬，也不足为奇。大家有可能羡慕弗兰茨的，是他能安安稳稳所从事的那份工作。

弗兰茨摇头答道：“在富裕的社会里，人们用不着去干体力活，从事的都是脑力活动。大学越来越多，学生也越来越多。为了获取文凭，他们得找到论文题目。题目是无限的，因为一切都可以论述。档案馆里堆的那一捆捆发黑的论文，比墓地还要凄惨，即便到了万灵节，也不会有人去看一眼。文化就在大批的制造、言语的泛滥、数量的失控中逐渐消亡。相信我，在你原来的国家的一部禁书，就远远胜过在我们的大学里随口乱喷的亿万言。”

就此，我们也许可以明白弗兰茨何以对一切革命都怀有偏好。他到日内瓦（那里没有游行示威）当了大学教授，几乎是忘我地工作（没有女人，没有游行，孤独寂寞），出版了数部学术著作，引起了一定反响。然后，有一天，萨比娜像幽灵般出现了；她来自于一个革命梦幻早已破灭的国家，但那里仍留存着他最崇敬的革命之魂：人生轰轰烈烈，要冒险，要有胆量，直面死亡的威胁。萨比娜使他对人类的伟大命运重获信心。在她身后隐现的祖国的惨痛悲剧，令她愈发美丽。

可惜！萨比娜偏不喜欢这悲剧。监狱、迫害、禁书、占领和装甲车，这些词语对她而言是丑恶的，丝毫没有浪漫气息。惟一在她耳边发出轻柔声响，唤起她对故乡眷恋之情的词，就是“墓地”。

墓地

波希米亚的墓地像花园。坟墓上覆盖着青草与艳丽的花朵。朴实的铭碑掩隐在绿阴之中。夜间，墓地里布满星星点点的烛光，仿佛众亡魂在举办儿童舞会，是的，儿童舞会，因为亡魂都如孩子一般纯洁。不管生活有多残酷，墓地里总是一片安宁，哪怕是在战争年代，在希特勒时期，斯大林时期，在所有的被占领时期。每当她感到哀伤，她就乘车远离布拉格，到她最喜爱的公墓里去走一走。那些乡间的墓地，在蓝蓝的山丘映衬下，宛如摇着摇篮的女人一样美丽。

而对于弗兰茨，墓地只是一个倾倒尸骸和乱石的垃圾场。

6

“永远别想叫我上汽车！我真的好怕出车祸！就算不死，余生也会一直受折磨！”雕塑家边说边不由自主地捂着自己的一个食指，一次凿木头，这指头差点被削断，多亏医生，奇迹般地把它保住了。

“完全不是这样！”玛丽-克洛德气色极佳，亮着嗓门说，“我就碰上过一次车祸，那才叫妙呢！我从来没感觉到有比在医院待得更好的地方！我根本就不合眼，没日没夜地看书，一个劲儿地看。”

大家都吃惊地看着她，这显然令她十分开心。弗兰茨感到讨厌（他记得在那场车祸后，他妻子曾极度消沉，叫苦连天），但讨厌中又掺杂着某种钦佩之情（玛丽-克洛德天生就会把自己所经历的黑说成白，这份天赋说明她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值得尊敬）。

她接着又说：“就是在医院，我开始把书分成两类：白天的和黑夜的。确实如此，有的书是白天读的，而有的书只能晚上读。”

所有人都表示赞叹，惟独那位雕塑家，捂着手指头，面部因可怕的回忆而扭曲着。

玛丽-克洛德转头对他说道：“你把司汤达的书归于哪一类？”

雕塑家根本就没有在听她说什么，窘迫地耸了耸肩。他身旁的一位艺术评论家宣称，在他看来，司汤达的书应该是白天读的。

玛丽-克洛德摇摇头，用喇叭似的亮嗓门说道：“完全不对！不不不，你说得一点不对！司汤达是适合夜里读的作家！”

弗兰茨远远地听着这场关于白天黑夜的艺术之争，心里直惦念着萨比娜何时到来。他俩考虑了好几天，她到底应不应该接受邀请，参加玛丽-克洛德为在她的私人画廊展出过作品的画家和雕塑家举办的这个鸡尾酒会。自从萨比娜认识了弗兰茨，她就一直回避他的妻子。但虽说她害怕露出破绽，最终还是决定来参加，这样更自然些，免得让人多猜疑。

他时不时地朝门口偷瞟几眼，突然，他见客厅的另一头，传来了他十八岁的女儿玛丽-安娜高谈阔论，滔滔不绝的声音。他遂离开妻子招呼的这群客人，向女儿统领的圈子走去。只见有一人坐在扶手椅上，其余人都站着，玛丽-安娜则坐在地上。弗兰茨心里清楚，客厅另一头的玛丽-克洛德不一会儿也肯定会坐到地毯上。这个年代，在客人面前席地而坐，这一举动表示的是随意、放松，思想进步、好相处，还有一股巴黎味。玛丽-克洛德动不动就往地上一坐，弗兰茨真担心哪天会看到她在常去买烟的小店的地上坐着。

“您目前在做什么，阿兰？”玛丽-安娜问一个男人，她就坐在这个男人的脚下。

阿兰是个老实人，又天真，他想认认真真地回画廊主女儿的话。他先向她解释说，自己用了一种新的技法，将摄影与油画糅合在一起。可他没说三句话，玛丽-安娜便发出嘘声。画家很用心，慢吞吞地说着，没有听到她的声音。

弗兰茨低声问：“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嘘嘘叫？”

“因为我讨厌有人谈论政治。”他女儿大声答道。

的确，在这群人当中，有两个站着的男子正在谈论即将开始的法国大选。玛丽-安娜觉得应该由自己出面主导谈话，便张口问那两位男子下周去不去大剧院，有个意大利剧团要在那儿表演一出罗西尼的歌剧。画家阿兰还是不放弃，执著地在寻找更为准确的词语，来解释他的新画技。弗兰茨为女儿感到羞愧。为了让她闭嘴，他说要是去听歌剧非得闷死。

“你什么都不懂，”玛丽-安娜没有抬一下屁股，坐着撞了一下父亲的肚子，说，“那个男主角太帅啦！帅疯了！我见过他两次，都迷疯了！”

弗兰茨发觉女儿和妻子像得可怕。为什么女儿就不像他呢？毫无指望，女儿跟他一点不像。他已经听玛丽-克洛德说过上千次，说她迷恋上了这个或那个画家，要不就是哪个歌星、作家、政客，甚至还迷上了一个自行车赛手。这显然不过是晚宴或鸡尾酒会上的信口胡言，但他有时候会想起，二十多年前她曾以自杀相威胁，当时对他所说的话，竟然完全相同。

就在此时，萨比娜走进门来。玛丽-克洛德看到她，迎上前去。女儿继续谈论着罗西尼，而弗兰茨只有心听那两个女人的对话。几句欢迎的客套话之后，玛丽-克洛德用手指捏起萨比娜颈间的陶瓷吊坠，大声说：“这是什么玩艺儿？真难看！”

弗兰茨被这句话镇住了。这话说出来并没带有冒犯的口气，相反，玛丽-克洛德响亮的笑声即刻表明，对吊坠的反感并不影响她对女画家的情谊。不过，玛丽-克洛德说这话的语气，与平常同其他人说话时的还是有所不同。

“是我自己做的。”萨比娜答道。

“我觉得它很难看，真的。”玛丽-克洛德又高声说了一遍，“你不该戴的！”

弗兰茨知道，一件首饰丑或美，他妻子根本就不感兴趣。她要是想觉得丑，那就是丑，想觉得美，那就是美，凡她的女朋友戴的珠宝，那怎么也是美的。她也许会觉得那珠宝很丑，但会小心藏在心里不说，多少年来，她就惯于奉承，因此已成了她的第二天性。

那她为什么非要觉得萨比娜自己做的首饰丑呢？

弗兰茨顿然发现原因十分明显：玛丽-克洛德宣称萨比娜的首饰丑，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有资格这么说。

说得更明白些，玛丽-克洛德宣告萨比娜的首饰丑，是为了显示她认为自己有资格对萨比娜说她的首饰丑。

去年，萨比娜的画展并未大获成功，玛丽-克洛德也就一点也不担心失去萨比娜的好感。反之，萨比娜有种种理由要博取玛丽-克洛德的欢心，可她的言行里丝毫没有流露出这种意思。

是的，弗兰茨心里再清楚不过：玛丽-克洛德是借此机会，向萨比娜（以及其他人）表明她们两人之间真正的力量对比关系。

7

不解之词简编（终）

阿姆斯特丹古教堂

街的一边是房子，底楼那些高大的窗子看似商店的橱窗，窗子后面可见一个个妓女小隔间。她们身上只有胸罩和裤衩，贴着玻璃橱窗，坐在垫着靠枕的小扶手椅里，那模样，活像一只只百无聊赖的大公猫。

街的另一边被一座雄伟的十四世纪哥特式教堂所占据。

在妓女的世界与上帝的世界之间，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尿骚味儿，如同分隔两个王国的一道河流。

教堂内部，从前的哥特式风格，仅残留下又高又秃的四壁、大柱、穹顶和花窗。没有一幅油画，哪儿也找不着塑像。整座教堂空空荡荡，像个体操馆。能见到的就是一排排椅子，椅子围着一座小讲坛，摆成一个大大的正方形，小小的讲坛上，架着一张布道者用的小桌子。椅子后面，是木制的小隔间，是特为城里的有钱人设的位子。

椅子的摆放和隔间的布局，丝毫没有考虑墙的轮廓和柱子的位置，似乎为了表明他们对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漠然和不屑。早在几个世纪前，卡尔文教就已把教堂变成了一个简陋的大棚，除了替祈祷的信徒遮蔽雪雨之外别无他用。

弗兰茨被迷住了：历史伟大的进军已从这巨大的殿堂里横穿而过。

萨比娜想起军事暴动之后，波希米亚地区的城堡全被收为国有，改成劳工见习所、养老院和牲口棚。她曾参观过一个那样的牲口棚，连着铁环的钩子固定在仿大理石的墙壁上，被铁链拴着的奶牛迷茫地望着窗外在城堡园子里乱跑的母鸡。

弗兰茨说：“这空荡荡的，让我着迷。人们不断添置祭坛、塑像、油画、长椅、扶手椅、地毯和书，而当解放的欢腾时刻来临，全都一扫而空，就像扫除饭桌上的残渣一般。你能想象一下扫荡这座教堂的赫拉克勒斯巨人之帚吗？”

萨比娜指着一个木隔间说：“穷人要站着，富人则有隔间可坐。但有一种别样的东西把银行家和穷人联合在了一起：对美的仇视。”

“什么是美？”弗兰茨问，突然记起最近曾被迫陪同妻子出席一次艺术展览开幕仪式。尽是没完没了的空洞词藻和讲演，是文化的虚空，是艺术的虚空。

大学时代她在青年工地劳动，脑子里充斥着从高音喇叭里不停喷射而出的欢闹的军乐之毒汁。一个星期日，她骑摩托出门，冲进森林，不知骑了多少公里之后，来到一处深藏在山岭之中的不知名的小村落，停了下来。她将摩托斜靠着教堂的外墙放好，进了教堂。里面正在望弥撒。当时宗教正受当局的迫害，大多数人都对教堂避而远之。长椅上，只有几个老人，他们不怕当局。他们怕的，只是死。

神父唱戏似地诵一句，大家齐声跟着重复一遍。念的是连祷文。经文循环往复，犹如朝圣者的双眼离不开乡土，犹如临终者不忍离世。她在最后一排长椅上坐下；时而闭上双眼，只为倾听那音乐般的祈祷，继而又睁开，望着头顶上方被涂成蓝色的穹顶和穹顶上一颗颗硕大的金色星星，她渐渐被迷住了。

在这座教堂里，她无意中遇到的，不是上帝，却是美。与此同时，她很清楚，教堂和连祷文本身并不美，而是与她所忍受的终日歌声喧嚣的青年工地一比，就显出美来。这场弥撒如此突兀又隐秘地出现在她眼前，美得如同一个被背弃的世界。

从此，她明白了，美就是被背弃的世界。只有当迫害者误将它遗忘在某个角落时，我们才能与它不期而遇。美就隐藏在五一节游行的场景背后。要发现美，就必须把那场景击破。

“这是我第一次被教堂迷住。”弗兰茨说。令他激奋的，既非新教教义，亦非禁欲苦行，而是别的东西，某种极为私密性的东西，他不敢在萨比娜面前提起。他仿佛听到了一个声音，叫他抓住赫拉克勒斯巨人之帚，把玛丽-克洛德的艺术展开幕式、玛丽-安娜的歌剧明星，把代表大会、研讨会，还有空洞的讲演和废话从他的生活中统统清扫出去。阿姆斯特丹教堂的空荡之广，在他看来就像是自身解放的象征。

力量

他们去过众多的旅馆，一次，他们在一家旅馆床上做爱时，萨比娜抚弄着弗兰茨的手臂说：“真难以置信，你的肌肉多发达！”

这类赞美令弗兰茨开心。他从床上起来，抓住一把沉甸甸的栎木椅的椅腿，贴地将它慢慢往上举。他边举边对萨比娜说：“你什么都不用怕，我能在任何情况下保护你，我以前还得过柔道冠军呢！”

他成功地垂直举起了椅子，一直举着不松手。萨比娜对他说：“知道你有这么强壮，真好！”

不过，在内心深处，她又对自己说：弗兰茨是很强壮，但他的力量仅仅是对外的。面对与他共同生活的人，跟他所爱的人在一起，他却很软弱。弗兰茨的软弱叫善良。弗兰茨从不向萨比娜发号施令。他绝不会像托马斯以前那样，命令她将镜子平放在地，然后赤身裸体在上面爬来爬去。并不是他不好色，而是他没有支配力。有些事得靠暴力才能办成。比如，没有暴力，性爱是不可想象的。

萨比娜看着弗兰茨高举着椅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觉得滑稽可笑，心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忧伤。

弗兰茨放下椅子，面朝着萨比娜坐下。

“生得强壮，不至于让我不高兴，”他说，“可凭这身肌肉在日内瓦又能有什么用呢？这身肌肉就好像一身华服，是孔雀的羽毛。我还从来没有揍过什么人。”

萨比娜继续忧郁地思考着。她若是碰上一个要对她发号施令的男人会怎样？一个想控制她的男人？她能忍受多久？五分钟都不行！由此得出结论，没有一个男人适合她，强弱皆不行。

她问：“那你为什么不偶尔用用你的力量对付我呢？”

“因为爱就是放弃力量。”弗兰茨温柔地回答。

萨比娜明白了两件事：其一，这句话很动听而且是真心话；其二，说了这句话，弗兰茨在情欲里便威风不再。

活在真实里

这是卡夫卡在他的日记或书信里写过的一句话。确切的出处，弗兰茨已经记不起。他被这种说法吸引住了。活在真实里，是什么意思？否定式的定义很简单：不说谎，不欺骗，不隐瞒。从他认识了萨比娜，他就活在谎言里。他跟妻子谈起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说去马德里讲学，可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他害怕同萨比娜一道在日内瓦的大街上散步。说谎和欺骗，正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觉得好玩，就像当初他在班里是第一名，可最终却决定逃学一样，心头痒痒的。

对于萨比娜而言，要活在真实中，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除非与世隔绝。一旦有旁人见证我们的行为，不管我们乐意不乐意，都得适应旁观我们的目光，我们所做的一切便无一是真了。有公众在场，考虑公众，就是活在谎言中。萨比娜瞧不起那些披露个人全部私密，乃至朋友私密的文学作品。萨比娜认为，失去私密的人失去了一切，而心甘情愿放弃私密的人则是怪物。所以萨比娜并不因需要隐藏自己的爱情而感到痛苦。相反，这正是她能活在“真实”里的惟一方式。

至于弗兰茨，他肯定地认为，一切谎言的根源来自于私人生活领域与社会生活的分界：私底下是一个人，公众场合又是另一个人。依弗兰茨看来，“活在真实里”便要消除私人生活和公众之间的阻隔。他常引述安德烈·布勒东的话说他情愿生活在一间“玻璃房”里，没有任何秘密，对所有的目光敞开。

“这首饰多难看！”当他听到妻子对萨比娜这样说时，他顿时明白了，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生活在谎言之中。那一刻，他本该出面维护萨比娜。他没那么做，仅仅是因为担心暴露了他们的私情。

鸡尾酒会后第二天，他准备与萨比娜一道去罗马待两日。“这首饰多难看！”这几个字不断在他脑海里回荡，妻子在他眼里变得判若两人。她再也不是一直以来他心目中的那个她。她咄咄逼人，滴水不漏，咋咋呼呼，风风火火，把他从二十三年婚姻生活中耐着性子以善相待的重压之下解脱了出来。他回想起阿姆斯特丹教堂里那无限的空阔，觉得那种空荡在他心灵深处激起了一种奇特又难以理解的冲动。

他收拾起行李，玛丽-克洛德走进房间。她谈起昨日的宾客，对她所听到的某些观点，她极力附和，而对另一些观点，则以尖刻的语调加以谴责。

弗兰茨久久地凝视着她，然后开口说：“罗马没有什么会议。”

她糊涂了：“那么，你为什么要去？”

他答道：“我有一个情妇，来往有九个月了。我不想跟她在日内瓦见面。所以我才经常外出。我觉得还是先跟你说清楚为好。”

说完开头几句，他便怕了；最初的勇气消失了。他别过头去，不看玛丽-克洛德的脸，惟恐见到因他的话而引起的绝望表情。

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听到她说：“是的，我也觉得先跟我说清楚为好。”

她的语气很坚定，弗兰茨抬起头来：玛丽-克洛德一点也不沮丧。她的神态，还是跟那个高声说“这首饰多难看！”的女人一模一样。

她接着又说：“既然你有勇气对我说出你已骗了我九个月，能不能告诉我是跟谁？”

他一直告诫自己不应冒犯玛丽-克洛德，必须尊重她身上的那个女人。可是玛丽-克洛德身上的那个女人都已变成什么样了？换句话说，他将之与妻子联系在一起的母亲形象已变成了什么样子？他母亲，那个悲凄、受伤，穿着不成双的鞋的妈妈，已离玛丽-克洛德远去；也许根本不是，其实她从来不曾依附在玛丽-克洛德身上。他醒悟到了这一点，一股恨意油然而生。

“我没有任何理由向你隐瞒。”他答道。

既然骗她并不构成对她的伤害，那告诉她谁是她的情敌，一定能刺痛她。他直视着她，说出了萨比娜的名字。

不久，他与萨比娜在机场碰面。飞机起飞了，他感觉越来越轻松，心想，经过九个月之后，他终于重又开始活在真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