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在五月结束的。政府发布了一项正式公告，气势汹汹地声称一定要毫不容情地惩处这场叛乱的发起者。就在此前两星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乔装成印第安巫师正要到达西部国境时被政府军抓住，当了俘虏。战争中跟随他的二十一个人中间，十四人战死沙场，六人挂彩受伤，只有一个人直到最后失败的时刻还陪伴着他，此人便是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奥雷良诺被捕的消息是通过一份特别公告在马贡多宣布的。“他还活着，”乌苏拉告诉她丈夫，“让我们求求上帝，叫他的敌人发次善心吧。”她整整哭了三天。一天下午，她在厨房搅拌奶制的甜食时，耳边忽然清晰地听到了儿子的声音。“是奥雷良诺！”她一路叫着奔到栗树前把这消息告诉丈夫：“我说不上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他确实还活着，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他了。”她把这个感觉完全当成了事实。她派人洗刷了地板，变换了家具置放的位置。一个星期后，也没有政府的公告，不知从哪儿传来的消息却戏剧性地证实了她的预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被判处了死刑，为了惩戒镇上的居民，死刑将在马贡多执行。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十点二十分，阿玛兰塔正在给奥雷良诺·霍塞穿衣服，突然听到远处人声嘈杂，有军号在吹奏。过了仅仅一秒钟，乌苏拉就冲进房来喊道：“他们把他带来了！”士兵们使劲地挥舞枪托，推开拥挤不堪的人群。乌苏拉和阿玛兰塔推着挤着来到街角上，于是她们看见他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象个叫花子，衣服破破烂烂，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赤着双脚。他毫不在意地踩在滚烫的尘土上，两手反绑在背后，绳索的一头系在一位骑马的军官的马头上。同他一起被押来的还有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他也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他们并不悲戚，倒是那些用各种各样恶言秽语咒骂士兵的人群似乎把他们搞糊涂了。
“我的儿哪！”乌苏拉一把推开想要阻拦她的士兵，在喧嚷的人群中高声喊道。军官的坐骑腾起了前蹄，于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站停了。他哆嗦着闪开了母亲的双臂，一道严峻的目光盯着她的双眼。
“您回家去吧，妈妈！”他说：“您去求求这儿的头头，到牢里来看我吧！”
他看见了阿玛兰塔，她犹豫地站在乌苏拉身后两步远的地方。他冲着她微微一笑，问她：“你的手怎么啦？”阿玛兰塔举起缠着黑绷带的右手。“烧伤了。”她说。接着一把拉过乌苏拉，给马让道。军队开了枪，一支特别的小队围着这两个俘虏，一溜小跑把他们带到兵营。
傍晚，乌苏拉到监狱去探望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她先想通过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求得当局的允许，但镇长在独揽全权的军人跟前已完全丧失了权势；尼卡诺尔神父因肝痛而卧床不起；赫里奈多·马尔克斯未判死刑，他的双亲想去看望儿子，却被一阵枪托拒之门外。眼前已找不到替乌苏拉说话求情的人了，她把准备带给儿子的东西捆成一包，独自朝兵营走去。
“我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母亲，”她自我通报。
卫兵挡住她的去路。“说什么我也得进去。”乌苏拉厉声对他们说，“所以，如果你们得到命令可开枪的话，那干脆现在就开吧！”她一把推开一个卫兵，跨进了从前的教室的门，里面有几个赤着身子的士兵正在擦枪加油。一个穿着战地服的军官向卫兵打了个手势，叫他们离开。这军官红扑扑的脸上，架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脸部的表情甚是庄重。
“我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母亲，”乌苏拉又说了一遍。
“您大概是想说，”军官笑容可掬地纠正她的话，“您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先生的母亲大人吧。”
乌苏拉从他咬文嚼字的说话方式中听得出他是那种说话拿腔作调的迂腐的内地人。
“随您怎么说都行，先生。”她同意道：“只要能让我见到他。”
上峰有令不准探望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但这位军官却担起责任，给了她十五分钟的会见时间。乌苏拉把那包捆着的东西给军官看：一套干净的替换衣衫，她儿子结婚时穿的一双靴子，以及奶制的甜食，这还是从她预感到儿子要回来的那天起就给他留着的。她在那间放着脚镣手铐的房间里，看见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两臂张开着，他的腋窝里因生了腋疮而布满了硬块。他们不允许他刮脸[1]，浓密而鬈曲的胡子把他颧骨的棱角衬托得更加分明。乌苏拉觉得，比起当年出走时，他的脸色更苍白，但身材高了点，而性情则愈加孤僻了。他已得知家中发生的那些琐碎事：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自杀啦，阿卡迪奥的横行霸道和被枪决啦，大栗树下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已变得麻木不仁啦，等等。他也知道阿玛兰塔决意守闺不嫁，是她抚养了奥雷良诺·霍塞，这个孩子表现出很好的智力，在呀呀学语的同时，就能读会写。从踏进屋子的那刻起，乌苏拉就为儿子的持重老练、为他善于自制的气度、为他皮肤上熠熠发光的那种威严神采而感到局促不安。他对事情知道得这么详尽，乌苏拉十分吃惊。“您知道，我会掐指算卦的呀。”他开玩笑地说。接着他严肃地补充道：“今天早晨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印象，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事实上，当人们吵吵嚷嚷挡住他去路的时候，他正在凝神沉思。他为一年中这个镇子竟变得如此衰老而吃惊，扁桃树的叶子都破碎了，漆成蓝色的房子后来改漆成红色，再后来又漆成蓝色，结果弄得不知成了什么颜色。
[1]原文是“人们曾允许他刮脸”，系作者笔误。
“你想等什么呢？”乌苏拉叹了口气，“时间都过去了。”
“话是这么说，”奥雷良诺赞同母亲的话，“不过，不至于这么快吧。”
就这样，盼了那么久的这次探望，又成了普通的日常对话。为了这次会见，他们两个都准备好了问些什么话，甚至想好了怎么回答。当卫兵通知他们会见的时间已到时，奥雷良诺从行军床的席子下抽出一卷汗湿的纸张：这是他写的诗。这些诗，有些是因雷梅苔丝而触动灵感作的，他离家出走时带在身边；有些则是后来在险恶的战争空隙里写的。“您答应我，不让任何人看到它。”他说：“您今天晚上就生炉子把它烧掉。”乌苏拉答应了他，于是他欠起身子跟母亲吻别。
“我给你带了支左lun shou qiang，”她轻声说。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四下一望，确信卫兵看不到他们。“它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他压低了声音回答：“不过，您给我，不要出去时给他们搜到了。”乌苏拉从胸罩中取出手枪，他把枪藏到行军床的席子下面。“您现在别告别了。”末了，他十分平静地强调说：“您别去央求谁，也不要在任何人面前低声下气，您就当作他们早就把我枪毙了。”乌苏拉咬紧嘴唇，以免哭出声来。
“你把热的石块放在腋疮上，”她说。
她侧过身来，出了屋子。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站在那里，若有所思，一直到关上了门。他又伸开两臂躺下了。打从他少年时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预感能力起，他就想，死亡该是由一种确凿的、不会搞错和不可更改的信号来宣告的，但是现在他离死亡只有几个钟点了，这样的信号却还没来。以前有一次，一位十分漂亮的女人走进他在图库林卡的营地，要求卫兵让她去看他。卫兵们让她进去了，因为他们知道，这儿一些做母亲的有种狂热的崇拜，她们把自己的女儿送到最有名的武士的房里，据她们自己讲，这是为了使后代更加出类拔萃。那天晚上姑娘进房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正要写完那首关于雨中迷路者的诗。他背过身去，把稿纸放到他存放诗作的抽屉里锁好。这时他感到死神临头了。他抓起抽屉里的手枪，头也不回地说：
“请不要开枪！”
当他举着子弹上膛的手枪转过身来时，姑娘已经放下了她的枪，呆呆地不知所措。就这样，他躲过了十一次暗算中的四次。相反，一个一直没被抓住的人有天晚上进了马努雷革命军的兵营，用匕首捅死了他的亲密战友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尔上校，而这天晚上正是奥雷良诺把行军床让给他，好让他出身汗退退烧。当时，他睡在同一间房里离开几米远的另一张吊床上，却什么也没感觉到。他曾努力想系统地总结这种死亡的预兆，结果却是枉费精力。这些预兆突如其来，发生在清晰得异乎寻常的一闪间，它们象瞬息即逝而又确凿无疑的一个信念，但却无法捕捉得住。有些时候，它们来得那么自然，在未付诸实践之前，他都不把它们看作预兆；而另一些时候，它们是那样明白无误，却没有兑现。它们经常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迷信的冲动。但是，当他被判了死刑，人家问他临死前有什么愿望时，他却毫不费力地辨认出这个预兆，并受到启发，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要求这个判决在马贡多执行，”他说。
庭长不高兴了。
“你别自作聪明了，布恩地亚。”法官对他说：“你的花招是想拖延时间。”
“我的要求如果你们无法满足，那就悉听尊便。”上校说：“不过，这就是我的临终遗愿。”
从那时起，那些预兆仿佛不来光顾他了。乌苏拉那天来探监后，他想了好久。他的结论是，这一次死神大概不来预先通报了，因为他的命运毕竟不是由运气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的刽子手。腋疮痛得他彻夜未眠。天亮前不久他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他们来了，”他自言自语道。不知怎么的，他想起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这个时候，老人正在阴郁的晨光里，在栗树下思念着他。上校既不害怕，也不留恋，只是想到这一人为的死亡将使他无法知道那么多半途而废的事情的结局，心中不由得火烧火燎似的难受。门开了，看守端了杯咖啡进来。第二天同一时间，他腋下还是火辣辣地疼痛，发生的事跟昨天完全一样。星期四，他和看守他的卫兵们一起吃了奶制的甜食，他换了身干净的衣服，那衣服绷在身上显得小了，还穿了那双漆皮靴子。但是，到了星期五，仍然没有来枪毙他。
事实上，他们不敢执行枪决。居民们的反抗情绪使军人们不得不考虑，枪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不仅在马贡多，而且在整个沼泽地将会产生多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他们去向省府的当权者请示。星期六晚上在等候答复的时候，罗克·卡尼塞洛上尉和其他几个军官到卡塔里诺的酒店去。只有一个女人——而且还是受了威逼，才敢把上尉领进房去。“她们都不愿跟一个死到临头的男人睡觉。”那女人坦率地对他说：“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但大家都在说，枪毙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军官和行刑队的所有士兵，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将一个一个地迟早会被杀掉。”罗克·卡尼塞洛上尉跟其他军官谈论起此事，那些军官又跟他们的上司去议论开了。到了星期天，尽管谁也没有说穿，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打破这些天里紧张的平静，全镇的人都知道了，所有的军官都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担任行刑队的差使。星期一，邮局里传来了正式命令：枪决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晚上，军官们把写有他们姓名的七张纸条放进一顶帽子里，罗克·卡尼塞洛上尉的多舛的命运就由那张中彩的纸条指明了。“人背运了，是没有生路的。”他说，语气中带着深深的苦涩。“我真他妈的生得晦气，死得窝囊！”清晨五点钟，他用抽签的办法选定了行刑队，让他们集合在院子里。然后他叫醒了犯人，一语双关地说：
“咱们走吧，布恩地亚，”他说。“我们的时辰到了。”
“原来这就是预兆，”上校答道。“怪不得我正做着梦，梦见我胳肢窝里生的疖子破了。”
自从得知奥雷良诺将被枪决后，雷蓓卡天天早晨三点钟就起身。她摸黑呆在房里，透过半开的窗户盯着墓地的围墙，这时她身下的床由于霍塞·阿卡迪奥的鼾声而微微抖动。她象从前等候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来信那样，不露声色地、执拗地等了整整一个星期。“不会在那儿枪毙他的。”霍塞·阿卡迪奥对她说了好几次了：“他们将半夜在院子内枪毙他，就地埋掉，这样谁也不知道行刑队是哪些人了。”但雷蓓卡还是在这里候着。“他们这一伙就是那样的蠢货，他们准会在这里枪毙他的。”她总是这样回答。她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甚至连如何开门挥手向上校告别的方式都预先想好了。“那伙人不会把他拉到街上来的，”霍塞·阿卡迪奥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知道，大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他们只是六个战战兢兢的士兵。”雷蓓卡对丈夫的这种逻辑充耳不闻，继续候在窗边。
“你看着吧，他们就是这样的笨蛋！”她说。
星期二早晨五点钟，霍塞·阿卡迪奥喝过咖啡，放出lie gou。这时，只见雷蓓卡关上窗户，抓住了床头柱，差点跌倒。“他们把他带来了，”她喘了口气，“他真帅！”霍塞·阿卡迪奥从窗口探出头去，只见奥雷良诺在晨光熹微中微微颤抖，他穿着自己年轻时穿过的裤子，奥雷良诺已背对围墙站定，双手叉在腰间，腋窝里发烫的疖子使他无法把手臂放下来。“真他妈的窝囊！”奥雷良诺· 布恩地亚上校咕哝着：“窝囊得啥也干不成，却让六个孬种给杀了。”他叨咕了好几遍，说得那样愤愤不平，看起来倒象一本正经地在忏悔。罗克·卡尼塞洛上尉深为感动，他以为上校在祷告。当行刑队举枪对准他时，他的愤怒已化成粘糊苦涩的东西，使他的舌头发麻，使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于是铝白色的曙光消失了，他又看到了自己很小时候的样子：穿着短裤，脖子上用布条打了个结。他看见父亲在一个晴朗的下午领着他走进帐篷，于是他看见了冰。当他听到喊声时，以为是向行刑队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他怀着胆战心惊的好奇睁开了眼睛，等候炽热的子弹迎面飞来，但却只见罗克·卡尼塞洛上尉举着双手，霍塞·阿卡迪奥端着骇人的lie qiang，随时准备射击，正大步穿过街来。
“别开枪。”上尉对霍塞·阿卡迪奥说：“您可真是上帝派来的。”
从此，另一场战争又开始了。罗克·卡尼塞洛上尉和他的六个人同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一起去解救在里奥阿查被判处死刑的革命派将军维克托里奥·梅迪纳。他们曾想争取时间，沿着当年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为创建马贡多而走过的道路翻过山去。但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确信，这是无法实现的行动，因为他们得在群山中开辟一条危险的路线，而所带的装备，除了行刑队的那些外，就一无所有了。他们常常在村子附近宿营，其中有几个人，手里拿着小金鱼，化了装在大白天进村去，与闲居在那里的自由派取得联系。第二天早晨，他们出来打猎，就再也没有回去。但当他们来到山角处，远远望得见里奥阿查的时候，维克托里奥·梅迪纳将军已经被枪杀了。于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那些人推举他为将军，担任加勒比海沿岸革命军的司令。奥雷良诺·布恩地亚担负起了司令的职务，但拒绝接受擢升的军衔，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条件：只要不摧毁保守派政权，他就不接受晋级。三个月后他好不容易武装起一千来人，结果却被消灭了，幸存者们越过了东部边境。接着有消息说，他们从安的列斯群岛出发，在维拉角登陆。由电报机传送、并以公告形式兴高采烈地在全国公布的一封政府函件宣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已经战死了。但是两天后，一封加急电报几乎追上了前面的那封函件，说他在南方的平原上发动了另一次叛乱。这样便出现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各处神出鬼没的传说，相互矛盾的消息同时传来：有的说他在维亚努埃瓦取得了胜利，有的说他在瓜卡马雅尔被打败了，有的说他被莫蒂洛内斯的印第安人活剥生吞了，有的说他已在沼泽地附近的一个村里死去了，还有的说他在乌鲁米塔又发动了一次起义。自由党的领导人当时正在为参加议会而进行谈判。他们声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是不代表任何党派的冒险分子。国民政府则把他归于强盗流匪一类，悬赏缉拿，将他的首级交来者可得赏金五千比索。经过十六次失败之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率领二千多名装备精良的土著人从瓜希腊出发，里奥阿查的驻军从梦中惊醒，弃城而逃。上校在这里建立了大本营，向政府宣布展开全面战争。他从政府方面接到的第一个通告就是如果他不把部队撤退到东部边境的话，他们将在四十八小时内枪毙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罗克·卡尼塞洛上校当时是他的参谋长，他神情沮丧地把电报交给他，而他却以意料不到的高兴读了电报：
“好极了！”他叫道：“我们马贡多有电报了！”
他的答复是斩钉截铁的。他准备在三个月内在马贡多建立大本营，要是那时他见不到活着的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的话，那么，他将不经任何司法程序，把抓到的所有官员从将军起统统枪毙，并对部下发布命令，要他们也照他的办法干，直至战争结束。三个月后，当他胜利开进马贡多时，在通往沼泽地路上第一个拥抱他的人就是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
家里挤满了孩子。乌苏拉收留了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和她的大女儿及一对双生子。这对双胞胎是阿卡迪奥被枪决后五个月出生的。乌苏拉不顾死者的遗愿，给女孩洗礼取名叫雷梅苔丝。“我敢肯定这才是阿卡迪奥想说的。”她举出理由：“我们别给她取乌苏拉这名字，因为用这名字的人太苦命了。”她给那对双生子取名叫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和奥雷良诺第二。阿玛兰塔负起照料这三个孩子的责任。她在客厅里放了一些小木凳，加上邻居家的一些孩子，办起了一个幼儿园。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回家时，在爆竹声和钟声中，一队儿童齐声高唱，在家里向他表示欢迎。长得象祖父一样高大的奥雷良诺·霍塞向他行了军礼。
并非一切都是好消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逃走一年之后，霍塞·阿卡迪奥和雷蓓卡搬进阿卡迪奥新盖的房里去住了。谁也不知道他去阻拦枪毙奥雷良诺这件事。新房座落在广场最好的地段，就在一棵扁桃树的荫影下，树上得天独厚地有三只知更鸟的窝。新房有一扇大门迎送来客，光线从四页长窗透进房里，他们便在这里安了个舒舒服服的家。雷蓓卡过去的女伴们恢复了几年前在海棠花长廊里中断的绣花活，她们中有莫科特的四个女儿，她们依然孑然一身，尚未出嫁。霍塞·阿卡迪奥继续享用霸占来的土地，这些地的田契已得到保守派政府的承认。每天下午可以看见他带着lie gou，攥着双筒lie qiang，骑着马回家来，马鞍上总是挂一串兔子。九月的一天下午，眼看要起暴风雨了，他回家比平时早。在饭厅里他跟雷蓓卡打了个招呼，在院里拴了狗，把兔子挂到厨房里，准备晚些时候再腌，就到卧室里去换衣服了。雷蓓卡后来说，霍塞·阿卡迪奥进卧室时，她正关在浴室里洗澡，对后来发生的事一点也不知道。这种说法很难叫人相信，但也没有更可信的解释，况且谁也举不出理由以证明雷蓓卡杀害了这个使她得到幸福的人。这件事或许是马贡多始终没有探明原因的唯一奥秘。霍塞·阿卡迪奥刚关上门，蓦地一声枪响震动了整幢房子。一股鲜血从门下流出，流过客厅，流出家门淌到街上，在高低不平的人行道上一直向前流，流下台阶，漫上石栏，沿着土耳其人大街流去，先向左，再向右拐了个弯，接着朝着布恩地亚家拐了一个直角，从关闭的门下流进去，为了不弄脏地毯，就挨着墙角，穿过会客室，又穿过一间屋，划了一个大弧线绕过了饭桌，急急地穿过海棠花长廊，从正在给奥雷良诺·霍塞上算术课的阿玛兰塔的椅子下偷偷流过，渗进谷仓，最后流到厨房里，那儿乌苏拉正预备打三十六只鸡蛋做面包。
“啊——圣母马利亚！”乌苏拉惊叫起来。
她逆着血迹的流向，寻找这血的来处。她穿过谷仓，经过海棠花长廊，那里奥雷良诺·霍塞正在象唱一样地念着三加三等于六，六加三等于九的口诀，她又横穿饭厅和几间厅屋，出门沿街笔直走去，先右拐弯，再左拐弯，来到了土耳其人大街，却一点也没注意自己还系着围裙，拖着房间里的拖鞋。她来到广场，推门走进一间从未来过的屋子，她又推开卧室的门，一股火药燃烧以后的气味呛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只见霍塞·阿卡迪奥脸朝下，趴在地上，压在他刚脱下的绑腿上。于是她看到了这股血流的起点，他右耳里的血已经不再涌出了。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任何伤口，也无法确认用的是什么武器，同时大家也没有办法除去尸体身上那股刺鼻的火药味。他们先用肥皂和丝瓜筋洗了三次，接着又是用盐和醋，又是用草木灰和柠檬汁来擦，最后把尸体浸在一个盛碱水的大桶里泡了六个小时。经过这番擦搓刷洗，他身上的阿拉伯图案开始褪色了。当人们想出不是办法的办法，用辣椒、茴香和桂花叶作调料，用文火把他煮了整整一天，尸体便开始发烂，人们不得不立即把他葬掉。大家把他装进一口密封得严严实实的特制的棺材里，这棺材二米三十长，一米十宽，里面用铁板加固，外面用铜螺栓拧紧，但就是这样，送葬时在经过的街道上还闻得到气味。尼卡诺尔神父的肝肿大得象面鼓，只得在床上为死者祝福。几个月以后，尽管又在墓四周砌了一垛墙，往里添了压实的草木灰、木屑和生石灰，墓地还是散发出火药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香蕉公司的工程师给坟包上又加了一层混凝土，那气味才终于止住。人们刚把霍塞·阿卡迪奥的尸体抬出，雷蓓卡就紧紧地关上了家里的大门，把自己活埋了，她身上披着蔑视一切的厚厚的盔甲，这是世间的任何诱·惑都无法刺破的。有一次她上街去，那时她已经很老了，穿着一双失去光泽的银色的鞋子，戴一顶小花图案的宽边帽，当时正是犹太流浪汉经过镇上的时候，他们引起的燥热竟是那么惊人，许多鸟儿都撞开了窗户上的铁丝网死在房里。在她生前有人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她很准地一枪把一个企图破门而入的强盗打死的时候。除了她的女仆和心腹阿赫尼达外，从那时起，就再没有人跟她接触过。有个时期，听说她常给主教写信，她把主教看作自己的表兄弟，但从未听说她收到过回信。镇上的人都把她忘了。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虽然凯旋而归，却并未为这表面现象所鼓舞。政府军不经抵抗就放弃了那些要塞重地，这在自由派分子中激起了一种胜利的幻想，让他们失望自然是不合适的；但革命者却知道事情的真相，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更是比谁都知道得清楚。那时候他虽然统率着五千多名士兵，控制着沿海的两个省，可他心里明白，他们被围困在海边，而且陷入一种混乱不堪的政治形势中，当他下令修复被政府军炮火毁坏的教堂塔楼时，尼卡诺尔神父在病榻上大发议论：“这简直太荒唐了！基督信念的捍卫者们摧毁了教堂，而共济会的人却下令修复它！”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试图找一个宣泄积郁的窗洞，整小时整小时地呆在电报房里跟其他要塞的首领们商谈，他每次走出来时，头脑中的印象就更加肯定了，即战争僵持了。当自由派取得新的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人们高兴地发布告公诸于世，他却在地图上计算着真正的进展情况，他明白了，他的部队抵御着疟疾和蚊蚋的侵袭，在向原始丛林进发，朝着与实际情况相反的方向前进。“我们在浪费时间。”他常常在军官们面前这样抱怨：“只要那些无耻的党徒在乞讨议会的席位，我们就还将继续浪费时间。”在值班的晚上，他仰面躺在吊床里，吊床就挂在这间他被判处死刑后关押过的房间里。他一面在三十五度的气温里驱赶着蚊子，感到可怕的黎明正在迫近，他将下令让他的部下跳下大海，一面回想起那些穿黑衣的律师们的形象，他们在结冰的清晨离开总统府，翻起了大衣领子遮住耳朵。他们搓着双手，在清晨阴郁的咖啡馆里低声嘀咕着，揣度着总统说“是”的时候，他实际上想说的是什么，或者说“不”的时候，总统想讲的又是什么，他们甚至还猜测总统在讲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时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在胜败未卜的一个夜晚，庇拉·特内拉在院子里跟士兵一起唱歌，上校要她用牌占卜一下他的前途，“当心你的嘴巴。”这便是庇拉·特内拉把牌三次摊开、三次收拢后得出的全部结论。“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但牌相很清楚：当心你的嘴巴。”两天后有人给勤务兵端来一杯没放糖的咖啡，这个勤务兵把咖啡传给了另一个，另一个又传下去，一个一个地一直传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办公室。他并没吩咐送咖啡来，但既然端来了，上校就把它喝了。咖啡里掺了足以杀死一匹马的马钱子碱。人们把他抬回家时，他身子已经发硬，蜷成了弓形，舌头从牙缝里伸了出来。乌苏拉与死神展开了争夺。她用呕吐剂给他洗胃以后，用一条热毯子把他裹起来，两天里只给他喂蛋清，直到衰竭的身子恢复了正常体温。到了第四天他已脱离危险。不管他的反对，乌苏拉和军官们强迫他在床上再呆了一个星期。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他的诗没有烧掉。“我不想匆匆忙忙地行事，”乌苏拉对他解说，“那天晚上，我要去生炉子的当儿，心里想还是等他们把尸体运来了再说吧。”在恢复健康的迷迷糊糊的日子里，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身边摆满了雷梅苔丝的那些满是灰尘的玩具，他读着自己的诗句，读着读着，不由回想起一生中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他又写起诗来。他长时间地超然于这场没有前途的可怕的战争之外，在押韵的诗句中重温他那些濒临死亡边缘的经历。他的想法变得如此清晰明了，竟能正反左右地对它进行考查。一天晚上，他问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
“老伙计，告诉我，你打仗是为的啥呀？”
“还能为的啥，伙计？”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答道，“为了伟大的自由党呗。”
“你真幸运，知道为啥而战。”他接着说：“而我，对我来说，我现在才知道我是因为高傲而去打仗的。”
“这可不好，”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说。
他的这种紧张的表情把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逗乐了。“当然罗，”他说，“可是不管怎么说，最好还是这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他看着赫里奈多·马尔克斯的双眼，又笑了笑加上一句：
“或者呢，就象你那样，为了某个对谁都算不了什么的东西而战。”
在自由党的领袖们没有公开纠正那个指责他为土匪的声明前，他的高傲的脾性阻碍了他同国内的起义集团进行接触。然而他也知道，一旦把这种考虑丢在一旁，他便能摆脱战争的恶性循环。害病休养使他得以对此进行仔细考虑。他争取到了乌苏拉埋在地下的那份剩下的遗产以及她的那笔数目可观的积蓄；于是他任命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为马贡多的军政首脑，自己只身去内地跟其他起义团体建立联系。
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不仅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最信任的人，而且乌苏拉也把他当作家中的一个成员。他意志薄弱，腼腆怕羞，受到的是朴实无华的教育，但他这个人却生来从戎胜于从政，他的政治谋士们很容易在理论迷宫里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但是他终究还是让马贡多蒙上了宁静的田园气氛，这种气氛正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晚年制作小金鱼直至老死时所梦寐以求的。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虽然住在自己父母家里，但一星期总有二、三次要在乌苏拉那儿吃中饭。他开始教奥雷良诺·霍塞使用武器，对他进行为时过早的军事训练，并在乌苏拉的同意下，带他到兵营里去住了几个月，使他长大成人。很久以前，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还几乎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曾向阿玛兰塔表露过爱慕之情。那时她单恋着皮埃特罗·克雷斯庇，心中充满着幻想，所以对他的求爱不免报以嗤笑。但赫里奈多·马尔克斯却耐心等待着。有一次他在监牢里给阿玛兰塔传了张纸条，请她用他父姓的开头字母替他绣一打细布手帕，还给她寄了钱去。一星期后，阿玛兰塔把绣好的手帕和钱带到监狱给他，两个人呆了好几个小时，谈论着过去的事情。“我从这里出去后一定和你结婚，”分手时，赫里奈多·马尔克斯这样对她说。她只是淡然一笑，不过就是在教孩子们念书的时候，心里还老想他。她希望为他能重新燃起年青时对皮埃特罗·克雷斯庇的那种热情。每当星期六探望犯人的日子，她便来到赫里奈多·马尔克斯父母的家里，陪伴他们一起去监狱。有一次，也是星期六，乌苏拉惊奇地发现她在厨房里等着面包出炉，以便拣些最好的，包在一块预先绣了花、专包面包的餐巾里。
“你呀，就跟他结婚吧。”乌苏拉对她说：“这样的男人你哪里去找呀。”
阿玛兰塔假装生了气。
“我用不着到处去找男人。”她答道：“我给赫里奈多送这些面包是因为我觉得他可怜，人家迟早会把他枪毙的。”
她是无心而说。但正是这个时候政府公开威胁要枪毙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如果起义军不把里奥阿查交出来的话。探监停止了。阿玛兰塔闭门痛哭，心里非常难受，跟雷梅苔丝死时她感到自己有罪一样，似乎她的未经思索的话又一次要对一个人的死亡负责了。她母亲安慰她，向她担保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准会有所行动，以制止这一枪决，并答应战争结束后由她亲自负责去把赫里奈多·马尔克斯召来。预定的日子还没到，乌苏拉就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当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以军政首领的新身份再来家里时，乌苏拉待他象亲儿子一样，想出种种动听的话来夸奖他，以便把他留住。她用全副身心暗暗祈求着，让赫里奈多回忆起当初他要跟阿玛兰塔结婚的想法。她的祈求似乎很灵。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来家吃午饭的那些日子，下午他就留在海棠花长廊里跟阿玛兰塔玩中国跳棋。乌苏拉给他们端牛奶咖啡，送饼干糕点，还把孩子看管好，免得去吵扰他俩。阿玛兰塔实际上也努力想使忘却了的青春恋情死灰复燃。她在以无法忍受的焦急心情盼望着他来吃午饭的日子，等候着下午同他一起玩中国棋，这位姓名能勾起怀恋之情的武士移动棋子时，手指不易察觉地在微微颤抖，呆在他身旁，时间飞也似地流逝过去。但那天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向她重申要娶她的愿望时，她却一口回绝了。
“我跟谁都不结婚。”她对他说：“特别不会跟你。你是那样爱奥雷良诺，因为你无法跟他成亲，才来跟我结婚。”
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是个有耐性的人。“我会等下去的。”他说：“迟早我将说服你。”他依旧到家里来。阿玛兰塔把自己关在房里，咬住嘴唇不哭出声来，她用手指塞住自己的耳朵，以免听见在与乌苏拉谈论战争消息的那位追求者的声音。尽管她此时想见他想得要命，但硬是以毅力克制自己，不出去同他会面。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那个时候还有空，每两个星期就给马贡多送一份详细的报告，但乌苏拉只是在他走了差不多八个月后才给他回了一信。一天，一名特使给家里送来一封火漆封口的信，里面有上校用华丽的字体写的一张纸条：“好好照料爸爸，他快要死了。”乌苏拉警觉起来。“奥雷良诺这么说，准是奥雷良诺心中有数了。”她说。她请人帮忙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带到房间里来，结果七个人都奈何他不得。这不仅因为他总是那么沉，而且长久呆在栗树下，他已经获得了一种随意增加体重的本领，最后只得把他拖到床上。当这位年迈的、备受日晒雨淋之苦的大汉开始呼吸的时候，房间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嫩蘑菇、棒棒花和野外的陈腐而浓烈的怪味道。第二天起身，他不在床上。乌苏拉找遍了所有的房间，最后又在栗树下发现了他。于是只得把他缚在床上。虽然他的力气还象过去一样大，但却没有反抗的样子，对他来说，呆在哪儿都一样。他所以回到栗树下去，并非出于他的愿望，而是由于身体已习惯那里的环境。乌苏拉照料着他，喂他吃饭，给他讲奥雷良诺的消息。但是实际上从很久以前起，他唯一能与之联系的人就是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死亡后衰老得几乎成了粉末的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每日两次前来跟他谈话。他们谈的是斗鸡。他俩相约着建造一所饲养杰出种鸡的养鸡场，这倒并非为了享受一些在那时对他们来说已无必要的胜利喜悦，而是为了在地府单调乏味的星期天里有个聊以解闷的玩意儿。正是这位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替他擦洗，给他喂食，给他讲一个叫奥雷良诺的陌生人的好消息，此人在战争中当了上校。当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个人时，他就以梦见无数的房间聊以自·慰。他梦见自己从床上起来，打开门，走到另一间相同的房间里，摆着同样熟铁床头架的床，同样的藤椅，同样的圣女雷梅苔丝的小画像挂在房间的后墙上。从这间房间他又走到另一间一模一样的房间，那里开着门，通向又一间完全相同的房间，然后再走到另一间毫无二致的房间里，一间一间走下去，没完没了。他很喜欢一间一间走下去，就象走在一条两旁镶有镜子的长廊里，直到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来拍他的肩头才止步。于是，他又一间房间一间房间地往回走，慢慢醒过来，他走完相反的路程，在现实世界的房间里遇见普罗登肖·阿基拉尔。但是有天晚上，那是把他拖到床上的两个星期之后，普罗登肖·阿基拉尔在中间一个房间拍他的肩头，他以为这是真实的房间，就永远留在那儿了。第二天，乌苏拉给他送早饭时，看见一个人从长廊里走过来。此人长得矮小、结实，穿一身黑呢服，戴一顶帽子，也是黑的，帽子很大，一直盖到那双忧郁的眼睛上。“我的天哪！”乌苏拉心里想：“我敢起誓，他是墨尔基阿德斯。”此人是卡都雷，维茜塔肖恩的兄弟，从前为逃避遗忘症而离家出走的，从此也就再没得到过他的消息。维茜塔肖恩问他为什么回来了，他用他们庄重的语言回答：
“我来参加国王的葬礼。”
于是大家都奔进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房间，拚命地摇他，对着他的耳朵大喊，拿一面镜子对着他的鼻孔照，但都未能使他醒过来。不多一会儿，木匠来给他量尺寸做棺材，这时人们从窗户里望见天上正象下小雨似地落下许多小黄花。在寂静的风暴中，镇上下了整整一夜，小黄花盖满了屋顶，堵住了门口，闷死了睡在露天的动物。天上落下的花很多很多，第二天清晨，街上竟象铺了厚厚实实的一层地毯，人们得用铁锹和钉耙开道，以便让送葬的行列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