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没有人真的对钱失去理智

你对金钱的个人经验可能只有0.00000001%符合实际，但它构成了你对世界运作方式的主观判断的80%。

让我来告诉你一个真理。它或许会让你对自己支配金钱的方式感到自在一些，对别人支配金钱的方式也不会再感到不解。

人们在消费和理财时总会做一些看似疯狂的事，但实际上没有人真的失去理智。

其后的原因是这样的：不同人的出生年代不同，成长经历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和价值观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在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就业情况不同，经济激励手段不同，运气好坏不同，因此他们关于金钱的认知和态度就完全不同。

每个人对世界的运作方式都有独一无二的体验，而个人的亲身经历都比从别人那里得到的经验更能让自己信服，所以我们所有人——你、我、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一套关于金钱的独特观点，而这些观点又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正因为这样，在你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对我来说可能合乎情理。

一个在贫困环境中长大的人对风险和回报的看法是一个出身于富有的银行世家的人难以理解的。

那些在通货膨胀时期长大的人经历了那些在物价稳定时期长大的人从来不必经历的事。

那些在大萧条期间倾家荡产的股票经纪人的经历是那些沐浴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发展荣光中的技术工人无法想象的。

30年来都没有经历过经济衰退的澳大利亚人的感受是美国人从未体验过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对金钱的不同体验可以列出很长的清单。

关于金钱，你知道的事是我不知道的，反之亦然。你在生活中的信仰、目标和对未来的预期也和我的不同。这倒不是因为我和你谁更聪明或者谁掌握了更有用的信息，而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经历不同，而这些经历对不同人而言又具有足够强的说服力。

你对金钱的个人经验可能只有0.00000001%符合实际，但它构成了你对世界运作方式的主观判断的80%。所以，两个同样聪明的人对经济衰退的发生机制和原因、如何进行投资、哪些问题需要优先考虑、自己能承受多大风险等问题会持有不同的看法。

在记录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生活的作品中，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Frederick Lewis Allen）写道，大萧条“在数百万美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这贯穿了他们的后半生”。但是，每个人对大萧条的体验都是不同的。大萧条25年后，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竞选总统时，有位记者询问他对大萧条的记忆，他说：

我对大萧条没有什么亲身经历。我的家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在大萧条后的财富比之前更多了：我们住的房子更大了，仆人更多了，旅行也更频繁了。关于大萧条我亲眼见证的唯一的事是，我父亲多雇用了一些园丁，只是为了给他们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我是在哈佛读书时才第一次真正认识到大萧条的。

这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人们会想，我们怎么能让一个对上一代人生命中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一无所知的人来管理经济呢？不过，肯尼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在前一点上的不足——这是上一代美国人的两种共有的情感体验中的另一种，也是他的头号竞争对手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所欠缺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一个人掌握再多的知识，拥有再开放的心态，都不可能真与恐惧和不确定性的力量抗衡。

我可以在书中读到人们在大萧条中失去一切时的心情，但我永远不会有亲身经历之后才会留下的情感创伤。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会对持有股票这样的事感到欣喜。我们在用完全不同的视角看世界。

电子报表可以模拟股市大跌的历史，但是无法模拟一个人在回到家后面对着妻儿，心想着自己是否犯了会毁掉他们生活的错误时的那种焦虑。研究股市的历史后，你会觉得自己明白了某些事，但只有亲身经历过，感受过它的巨大影响，你才可能真正改变自己的行为。

我们都觉得自己明白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但其实我们只经历过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正如投资人迈克尔·巴特尼克（Michael Batnick）所言：“有些事只有真正经历过才会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在被这种现象持续不断地影响着。

2006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经济学家乌尔里克·马尔门迪尔（Ulrike Malmendier）和斯蒂芬·纳格尔（Stefan Nagel）深入研究了50年间的《美国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对美国人理财方式的详细研究。

从理论上讲，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投资目标和手边的投资选项的特点来做出投资决策。

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这两位经济学家发现，人们一生中的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生活经历——尤其是成年后的早期经历。

如果你在通货膨胀率很高的经济环境中长大，和那些在通货膨胀率低的环境下长大的人相比，你在往后的投资生涯中会把更少的钱投入债券。而如果你在股市繁荣的环境中长大，和那些在股市不景气时期长大的人相比，你在以后会把更多的钱投入股票。

两位经济学家写道：“我们发现，个体投资者承担风险的意愿取决于个人早期的经历。”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智力，不是教育或阅历，而是一个人出生的时间和地点——纯粹靠运气的因素。

被称为“债券之王”，是世界最著名的投资公司之一PIMCO的创始人和首席投资官，全球最著名、业绩最佳的基金经理。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曾在2019年采访过著名的债券经理人比尔·格罗斯 （Bill Gross）。采访文章写道：“格罗斯承认，如果他早出生或晚出生10年，他可能就不会有如今的成功了。”格罗斯的生涯刚好赶上了利率大跌的时候，而这使债券的价格飙升。这种情况不仅会带来机会，在你身上发生时，它也会影响你对机会的看法。对格罗斯来说，债券就是印钞机，而对他父亲这一代在高通货膨胀环境中艰难长大的人来说，它们是财富的粉碎机。

每个人对金钱的体验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在那些你觉得经历很相似的人之间。

以股市为例。如果你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你10多岁到20多岁这个时间段，标普500指数（S&P 500）增长了将近10倍（因通货膨胀而调整后），无疑意味着巨大的回报。而如果你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你10多岁到20多岁这个时间段，股市几乎在原地踏步。因此，出生于不同时期的两组人在各自的一生当中，便会对股市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见图1.1）。

或者看看通货膨胀。如果你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在10多岁到20多岁这样一个年轻而易受影响的年龄段，你正在学习关于经济如何运作的基础知识。这时，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3倍多。这是一个巨大的涨幅。你还记得加油站的长队和比此前明显更快耗尽的工资吗？但是，如果你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率在你成长过程中一直都很低，那么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见图1.2）。

2009年11月，美国的全国失业率大约是10%，但16～19岁、没有高中文凭的非裔男性的失业率则高达49%，而45岁以上、有大学文凭的白人女性的失业率只有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的股市被彻底摧毁，整个消失了。战争结束后，德国的农场只能为国民提供每人每天大约1,000大卡的食物。与此相反，从1941年到1945年末，美国股市翻了1倍多，经济发展达到了近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谁也不能期望不同群体的成员在各自的余生中对通货膨胀持有相同的看法。关于股市、失业和与金钱相关的一切问题，道理同样如此。

谁也不能期望他们对同样的财务信息做出同样的反应。谁也不能认为他们会受到同样的经济因素的激励。

谁也不能期望他们采纳同样的建议。

谁也不能期望他们就什么才重要、什么有价值、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以及下一步最好该怎么走达成一致。

他们的金钱观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群人认为不可容忍的想法，对另一群人来说是完全合理的。

几年前，《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对大型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Foxconn）开设工厂的工作环境做过一次报道。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很恶劣，读者们自然感到很愤怒，但在评论区中，一名工人的侄子所写的一条回复却引人注目。

我的姑妈在被美国人称为“血汗工厂”的环境中工作过好几年。工作很辛苦，上班时间很长，而工资“很低”，工作环境“很恶劣”。但你们知道我姑妈在来这些工厂上班前是做什么的吗？她靠出卖自己过活。

我觉得，在这样的“血汗工厂”里上班和她以前的生活方式相比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我知道，我姑妈宁愿每天被可恶的资本家剥削，赚微薄的工资，也不愿再去为了几个子儿让那些男人凌辱自己的身体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那么多美国人的看法感到愤怒。我们没有你们那么多的机会。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我们所在的国家不同。是的，在工厂里干活很辛苦。是不是应该得到改善？是，但只有在和你们的工作条件做过比较之后。

对此，我不知道该作何评价。我一方面想提出反驳，另一方面又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总体来说，这条评论让我们明白，个体的不同经历可能导致他们对那些看似没有争议的话题出现完全不同的看法。

人们做的与金钱相关的每个决定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这些决定是他们在掌握了当时所能掌握的信息，然后将其纳入自己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独特认知框架后做出的。

这些人可能被误导，可能获得不完整的信息，可能数学很糟糕，可能会听信低劣的营销话术，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能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做出错误的判断。是的，他们当然可能做出以上一切。

但是，每个关于金钱的决定对当时的他们来说都是合理的，是建立在他们当时具备的条件之上的选择。他们会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合理性做出合乎逻辑的阐释，而这种阐释源于他们独特的经历。

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买彩票。

美国人花在彩票上的钱比花在电影、电子游戏、音乐、体育比赛和书籍上的钱加起来都多。

那么，是哪些人在买彩票呢？绝大多数是穷人。

在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平均每年花在彩票上的钱是412美元，这是那些高收入家庭购买彩票金额的4倍。有40%的美国人在急需用钱的时候连400美元都拿不出来，也就是说，那些每年花400美元买彩票的人基本就是这些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拿不出400美元的人。他们将原本可以为自己提供保障的400美元押注在了一个仅有百万分之一的中奖机会上。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在你看来或许也如此。但我不在收入最低人群之列，你应该也不在，所以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些低收入人群买彩票行为后的潜在逻辑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认真想一下，或许你就能想象到这样的情形：

我们每天靠着微薄的收入生活。存钱对我们来说是不太可能的。我们也无法指望得到更高的收入。我们没有享受美好的假期、购买新车、支付医保或者在安全的社区买房子的钱。我们如果不贷款，就没法把孩子送进大学。你们这些读着理财书籍的人拥有或未来很可能拥有的许多东西，都是我们得不到的。买彩票是我们人生中唯一能实现梦想、得到你们拥有并觉得理所应当的东西的途径。我们买的是梦想，而你们之所以不理解，是因为你们一开始就生活在对我们来说的梦想中。这就是我们那么热衷于买彩票的原因。

你不需要赞同这种想法。在一贫如洗时沉迷于买彩票根本不是一个好主意，但这种现象多少让我理解了为什么彩票市场能够经久不衰。

“你的行为看似疯狂，但我或多或少能理解你为什么那样做”这句话揭示了我们许多财务决策背后的深层原因。

很少会有人简单地根据电子报表来做财务决策。决策往往是人们在用餐或开会时做出的。在这种场合，个人经历、独特的世界观、主观自我、自豪感、营销手段和非同一般的激励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促使你做出决策的语境。

对于为什么有关金钱的决定那么难做，为什么人们总在理财方面犯错，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重点是，理财这个概念其实是比较新的。

货币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600年，如今位于土耳其境内的吕底亚（Lydia）的国王阿利亚特（Alyattes）发行的官方货币被认为开人类历史之先河，但理财相关决策在现代的地基——储蓄和投资——是围绕着一些诞生不久的概念建立的。

以退休为例。2018年底，美国的退休金账户中共有27万亿美元，这成了普通投资者储蓄和投资的主要驱动力。

但是，“工作到一定年限后退休”这个概念在美国最多不过两代人的历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人会一直工作到死为止。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期望和现实。直到20世纪40年代前，美国65岁以上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还在50%以上（见图1.3）。

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旨在改变这种状况，但最初提供的补贴还远不够一份退休金的水平。1940年，当第一个交社保的美国人艾达·梅·富勒（Ida May Fuller）第一次去兑换社保支票时，她拿到了22.54美元，因通货膨胀而调整后为416美元。直到20世纪80年代，退休美国人的平均社保支票金额才超过每个月1,000美元（因通货膨胀而调整后）。根据美国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统计，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65岁以上的人群中，还有超过四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上。

美国人普遍有一种“以前人人都有退休金”的认知，但这是一种被过分夸大的错觉。美国雇员福利研究所（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表示：“在1975年，65岁以上的人群中只有四分之一享有退休金。”而对这些极少数的幸运者而言，这笔钱也只占其家庭收入的15%而已。

1955年，面对人们越来越想退休却又无法退休的现实，《纽约时报》写道：“用一句老话说：现在人人都在谈论退休，但是却没有人为此做点儿什么。”

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人都有权利并应当光荣退休”的想法才成为现实。从那以后，能够有尊严地退休便成了一种普遍的期望，而方法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用自己的钱进行储蓄和投资。

让我来重申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有多短：401K计划——美国主要的养老保险制度——直到1978年才出现；罗斯个人退休金账户（Roth IRA）直到1998年才诞生。如果把后者看成一个人，那么他现在刚刚达到能饮酒的年龄。

因此，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擅长为退休后的生活进行储蓄和投资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并不是对钱不理智，只不过是经验尚浅罢了。

上大学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2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从1940年的不足5%上升到了截至2015年的25%。大学的平均学费也从那时起上涨了4倍多（因通货膨胀而调整后）。 波及面如此之大又如此重要的事如此迅速地冲击着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年中，有那么多人对助学贷款做出了极其糟糕的决定。因为没有传承几十年的经验可供我们从中学习，所以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指数基金（index fund）同样如此——它的历史还不到50年。对冲基金（hedge fund）也只是最近25年才兴起的。甚至人们现在广泛采用的消费债务（consumer debt）形式——抵押贷款、信用卡、车贷——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因为当时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让数百万美国人更容易获得贷款了。

人类驯化狗已经有1万年的历史了，但直到今天，狗身上仍然保留着其远古祖先的某些习性。而如今我们在应对现代金融体系时只有20～50年的历史经验，却希望能完美地适应它。

在这样一个极易受情感而非事实影响的领域中，麻烦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无法按理论上的正确方式做出财务决策。

我们之所以经常在金钱方面做出看似疯狂的决策，是因为相较之下在这场游戏里我们都是新手，而在你看来不可理喻的行为对我而言却合乎情理。但是，没有谁真的失去了理智——我们都在依靠自己独特的经验做出选择，而这些经验在特定的时间点和情境下都是合理的。

下面，让我来讲讲比尔·盖茨（Bill Gates）是如何致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