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到2015年4月，上证指数从2100点一路高歌猛进飙升到4300点，展现了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行情。在火爆行情的影响之下，很多从未接触过股市的投资小白，纷纷拿出自己毕生的积蓄，甚至通过卖房和民间融资的方式，筹措资金投入股市搏杀。

当A股市场在2015年春天出现小幅回调时，2015年4月22日，人民网发表署名文章《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和股市流传的“A股市场长牛慢牛”的一则信息一致，人民网的这篇文章，被很多A股市场投资者当作政府支持股市，股市还会继续上涨的重要依据，市场投机情绪进一步高涨，市场投资者开户人数、交易量和融资金额都屡创新高。

未来稳定股市，并合理引导投资者预期，证监会在2015年4月到6月，出台了包括新股发行加速、清理场外配资等一系列政策，试图平复已经狂热的投资者情绪。但是，正如时任证监会主席肖刚事后在2019年天津法治论坛中所反思的，当时全社会广泛存在“牛市情结”，其原因在于，在上涨试车中参与者都获得了好处；在“牛市情结”下，政策以宽松基调为主，呈现“刺激政策多，控制政策少”的特征，导致股票市场发展政策驱动特征。

他进一步强调，把股市上涨作为监管部门的政绩，对政府形成隐形约束。监管部门把股市上涨看成政绩是不应得有的情结。同时，从政策制定来看，A股市场政策“宽多严空”，对做多市场政策比较多，对卖空市场政策很严格，但往往适得其反，使得市场因为多空平衡机制没有建立，进而促进牛短熊长的特征。

换言之，肖刚主席也认识到，2015年股市的狂热和泡沫，和本书所担忧的典型“刚性泡沫”形成机制惊人相似（政策担保引发投资者预期扭曲→预期扭曲诱发投机和融资高涨→投机赚钱效应、加杠杆和资产价格正向反馈自我强化→资产价格被眼中高估，最终导致大跌）。

在人们网文章发表之后的一两个月，A股持续飙升，到2015年6月12日，沪指最高涨到5178.19点。5月28日，两市成交额达到惊人的2.3万亿元，创造了中国A股市场，乃至全球资本市场的新纪录。而在如此强劲的大牛市的财富效应带动之下，市场预期和情绪进一步高涨，不但很多投资者认为市场超越2008年股市高点指日可待，甚至很多股评人士纷纷发表高见，笃信“牛市万点不是梦”。

然而，好景不长。股市从2015年6月中开始第一轮下跌。2015年6月15日到19日一周内，沪指跌幅13.32%，深指跌幅13.11%，创业板跌幅14.99%。由于担心股市已经处于明显的高位和出台任何“救市”措施有可能会导致市场投机情绪进一步爆发，监管层在这周股市大跌后，没有进行任何稳定市场的表态。这一态度本身虽然无可厚非，但是正如本书一直试图解释和阐明的，一旦资产形成泡沫，政策制定者和监管层将面临非常痛苦的选择，将不得不在两个或者多个都不令人满意的政策选择中进行艰难取舍。而这种面对资产泡沫事后的痛苦选择，恰恰是政策制定者必须努力谨慎地管理预期，以防止泡沫心态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

经过市场半年左右痛苦的调整之后，为了稳定市场预期和波动，A股市场在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熔断机制。熔断机制的初衷，是在市场急剧下跌时稳定市场情绪，保障市场流动性。但是在当时特别的市场环境和国内已经实行涨跌停板制度的背景下，熔断机制在推出之后的短短几天之内，就在1月4日和1月7日两次下跌触发阈值暂停全天交易。旨在平息市场恐慌心态的政策，竟意外地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1月8日，熔断机制宣告暂停实施。

2015年股灾，在2015年年中股市因为监管者对市场支持态度的转变，以及2016年熔断机制失效导致投资者情绪和预期的进一步减弱，都强烈地显现了国内金融体系中政策引导对市场运行和市场稳定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指引和保障作用。与此同时，2015年股灾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经济金融中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和预期管理，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预期看似虚无缥缈，其实对社会心态和经济运行产生大到难以想象的影响。正如宏观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所说，“危机往往比人们想象的发生的晚的多，但是一旦爆发，发展速度又比人们想象的快的多”。一旦预期改变，很多政策应对必须迅速及时地相应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