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基层治理要求日益提高，不少地方对信访稳定、矛盾调解等事项有考核指标。部分地区基层干部反映，形形色色的考核指标由上级制定，纷繁复杂的调解任务都得基层完成。基层现状是：乡村治理要求高，工作套着“紧箍咒”；矛盾调解手段少，处理缺乏“金刚钻”；担当干事风险高，干部面临“撑腰难”。乡村治理现实困境引人深思。

工作套着“紧箍咒”，办事没有“金刚钻”

中部某地2023年发生一起邻里宅基地纠纷恶化为刑事案件的案例。自2022年10月起，当地村干部、包村乡镇干部、司法所所长等人，数十次调解两户村民的宅基地纠纷，并通过询问左邻右舍、寻找树根等标记物的方式，理清事实，但阻挠建房的一方拒不认可建房一方是原址合理建房。

2023年6月，58岁的村支书在调解过程中遭恶语辱骂，最终与阻挠建房一方发生冲突、村支书鼻骨骨折，两名村民受轻微伤，最终打人一方3人拘留。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该支书和其他乡镇干部在调解两家矛盾过程中比较公道，并未偏向哪一方。

“本来是小矛盾，事实也比较清晰，但是基层调解没有强制力，只要一方咬牙不认，就很难处理。”参与多次调解的包村乡镇干部说。你还不能冷处理，否则有人去上访或者堵领导，都是基层的责任，人家不愿去法院，基层干部就只能硬着头皮调解。

冲突发生后，阻挠建房一方将剪辑过的冲突视频上传网络，并向相关部门举报村支书。视频发酵后，村支书被抹黑为“恶霸村支书带人到村民家打人”，遭受网友攻击。

“那段时间，一天几十个电话问我咋回事，乡里乡亲、亲朋好友全都知道了，我被定义为'恶霸'。”该村支书说，加之到现场“帮忙”的村民被拘留，村民家属也来找她要人，她压力很大，“我多次报警，派出所让对方删掉视频，但影响已经无法消除了”。

该村支书的遭遇引发不少基层干部同情。当地一名乡镇干部坦言，基层干部的矛盾调解环境并不好，处理手段有限，谁也不敢得罪，要不人家就去举报、信访或者上传网络，哪一样他们都“吃不起”。

“我们也想尽可能保护用心办事的基层干部，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但乡镇的资源有限，空间也有限。”当地镇长说，镇里多次跟上述村支书谈心谈话，但此次事件留下的“心结”难解。

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南方一乡镇的武装部长介绍，信访工作中有“三级终结”制度，同一信访事项，按照法定程序，经过三级行政机关依次做出相关意见后，该信访事项处理终结。但实际工作中，信访稳定与干部考核息息相关，既要让上级满意，又要让群众满意，所以会出现“不管诉求是否合理，都要想办法解决”的情况。

基层干部反映，现在有一些“专业访户”，他们了解基层工作的方法和规则，懂得如何准备材料、规避风险，利用基层部门的“考核软肋”，谋求“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该武装部长举例，当地有一名“老上访户”，每年春节前都到乡镇“要钱”。尽管每次都闹得鸡飞狗跳，甚至骂哭过乡镇女干部，但由于害怕他到上级部门上访后追究属地责任，当地干部只能“哄”着他。“哄”的方法就是灵活运用政策，满足他的一些诉求，其实就是“打擦边球”。

“虽然在资料申报和程序上我们没有问题，但随着政策规定越来越严格，我们也担心多年后有被追究责任的风险。”该武装部长说，为了息事宁人，他们不得不采用这种方法，承担相关风险。

有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当下基层调解现状是，一方面，要想尽办法完成各种目标考核，但有些事情超出基层干部的能力范围，常常“做了很多工作，也很辛苦，却不被群众理解”；另一方面，如果完不成目标任务，上级又要约谈属地领导，最后还是要怪罪下面。

干事风险高，出事难撑腰

当前基层治理要求越来越高，“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县”是普遍要求，许多矛盾纠纷必须“就地解决”。“但基层干部权力小，资源少，一些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没有配套的政策，在村、镇、县级根本无法解决。”一名乡镇干部说。

面对各类矛盾纠纷，如果拖延“冷处理”，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不满情绪愈发严重；如果“特事特办”，又存在政策法律风险。尴尬的是，无论“冷处理”，还是“特事特办”，事后的责任常常由基层干部承担。戴着“紧箍咒”干事，一旦出事还面临“难撑腰”，确实打击干部的信心。

受访干部期盼，在当前工作环境下，首先，要严厉打击恶意诬告、网络造谣、人身攻击等行为，为干事者撑起坚强后盾，莫让用心干事者“流汗又流泪”，警惕过度“和稀泥”恶化基层工作环境。

其次，鉴于基层治理越发精细化，应当持续通过“减县补乡”“减上补下”充实乡村工作一线，为基层工作匹配适量的人力、财力，以支撑合理制度有效运转，避免制度空转、政策悬空。同时，削减类似“零矛盾、零案件”等不必要、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强制任务，让基层干部放开手脚干事创业。

最后，干部容错纠错制度要真正落到实处，及时为收到不实反映和误解的干部澄清正名，为作风正派、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干部鼓劲撑腰。在当前舆论环境下，尤其要注重加强对干部的精神关怀和心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