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一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灵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它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明天乘两点的公共汽车去，下午到，赶得上守灵，晚上即可返回。我向老板请了两天的假。事出此因，他无法拒绝。但是，他显得很不情愿。我甚至对他说：“这并不是我的过错。”他没有答理我。我像我本不必对他说这么一句话。反正，我没有什么需求他原谅的，到了后天，他见我戴孝上班时，无疑会作此表示的。似乎眼下我妈还没有死，要等到下葬之后，此事才算定论入档，一切披上正式悼念的色彩。

我乘上两点钟的公共汽车，天气很热。像往常一样，我是在塞莱斯特的饭店里用的餐。他们都为我难过，塞莱斯特对我说：“人只有一个妈呀”，我出发时，他们一直送我到大门口。我有点儿烦，因为我还要上艾玛尼埃尔家去借黑色领带和丧事臂章。几个月前他刚死了伯父。

为了赶上公共汽车，我是跑着去的。这么一急，这么一跑，又加上汽车的颠簸与汽油味，还有天空与公路的反光，这一切使我昏昏沉沉，几乎一路上都在打瞌睡。当我醒来的时候，正靠在一个军人身上。他冲我笑笑，并问我是不是从远方来的。我懒得说话，只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是步行去的。我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闲会见院长。由于院长正忙，我就等了一会儿。这期间，门房说着话，而后我见到了院长：他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我的。这是个矮小的老头，佩戴这荣誉团勋章。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打量我，随即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叫我不知如何抽出来。他翻阅了一份档案，对我说：“默尔索太太入本院已经三年了。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

我以为他有责备我的意思，赶忙开始解释。但他打断了我：“你用不着说明，我亲爱的孩子，我看过令堂的档案，您负担不起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却很有限，把她送到这里来她会过得好一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补充说：“您知道，在这里，有一些跟她年龄相近的人和她作伴，他们对过去时代的话题有共同的兴趣。您年纪轻轻，她跟你在一起倒会感到烦闷的。”

的确如此。妈妈在家的时候，一谈到晚总是瞧着我，一眼不发。刚来养老院的那段时间，她经常哭，但那是因为不习惯。过了几个月，如果要把她接出养老院，她又会哭的，同样也是因为不习惯。由于这个原因，自从去年以来我就几乎没来探望过她。当然，也由于来一次就得占用我的一个星期天，且不算赶公共汽车、买车票以及在路上走两个小时所费的气力。

院长还说个不停，但我已经不听他了。最后他对我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令堂大人吧。”我什么也没说就站了起来，他领我出了办公室。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为了不刺激其他的老人，我们已经把她转移到院里的小停尸房去了。这里每逢老人去世，其他两三天之内都惶惶不可终日，这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那里有很多老年人三五成群地聊天。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不出声了。我们一走过，他们又聊起来了，就像是一群鹦鹉在聒噪。走到一幢小房子门前，院长告别我说：“默尔索先生，我失陪啦，我在办公室等您。原则上，下葬仪式是在明天上午10点钟举行。我们要您提前来，是想让您有时间守守灵。再说一点，令堂大人似乎向她的院友表示过，她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这件事，我已经完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告诉您一声。”我向他道了谢。妈妈虽然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宗教。

我走进小屋，里面是一个明亮的厅堂，墙上刷了白灰，顶上是一个玻璃天棚，放着几把椅子与几个X形的架子，正中的两个架子支着一口已盖合上了的棺材。棺材上只见一些闪闪发亮的螺丝钉，拧的很浅，在刷成褐色的模板上特别醒目。在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身穿白色罩衫，头戴一块颜色鲜亮的方巾。

这时，门房走进屋里，来到我身后。他大概是跑着来的，说起话来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我得……把盖打开，好让你……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阻止了她。他问我：“您不想看？”我回答说：“不想。”他只好作罢。我有些难为情，因为我觉得不该这么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我一眼，问道：“为什么？”但语气中并无责备之意，似乎只想问个清楚而已。我回答说：“我说不清。”于是，他捻捻发白的小胡子，没有瞧我一眼，一本正经地说：“我明白。”他有一双漂亮的淡蓝色的眼睛，面色有点儿红润。他给我搬过来一把椅子，自己则坐在我的后面一点儿。女护士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长得是一种下疳。”因为我不明白，就朝女护士瞧了两眼，见她眼睛下面有一条绷带绕头缠了一圈，在齐鼻子的地方，那绷带是平的。在她的脸上，引人注意的也就是绷带的一圈白色了。

她走出屋后，门房说：“我失陪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又留下了，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一个人，这使我很不自在。整个房间这时充满了太阳的余晖。两只大蝴蝶冲着玻璃顶棚嗡嗡乱飞。我觉得困劲上来了。我头也没有回，对门房说：“您在这院里已经很久了吧？”他立即答道：“五年了。”似乎他一直在等着我向他提问。

接着，他大聊特聊起来。在他看来，要是有人对他说，他这一辈子会以在马郎戈养老院当门房告终，那他是难以认同的。他今年不过六十四岁，又是巴黎人。他说到这里，我打断说：“哦，您不是本地人？”这时，我才想起，他在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曾对我谈过妈妈。他劝我要尽快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天气热，特别是这个地方。正在说那件事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了我，他曾在巴黎待过，后来对巴黎一直念念不忘。在巴黎，死者可以停放三天，有时甚至四天。在此地，可不能停放那么久。这么匆匆忙忙跟在柩车后面去把人埋掉，实在叫人习惯不了。他老婆在旁边，提醒他说：“别说了，不应该对这位先森说这些。”老门房脸红了，连连道歉。我立即进行调和，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老头讲得有道理，也有意思。

在小停尸房里，他告诉我说，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自己身体结实，所以就自荐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归根结底，他也要算养老院收容的人。对我这个说法，他表示不同意。在此之前，我就觉得诧异，他说到院里的养老者时，总是称之为“他们……那些人”，有时也称之为“老人们”，其实养老者之中有一些并不比他年长。显然，他以此表示，自己跟养老者不是一码事。他，是门房，在某种意义上，他还管着他们呢。

这时，那个女护士进来了。夜幕迅速降临，玻璃顶棚上的夜色急剧变浓。门房打开灯，光亮的突然刺激一时使我睁不开眼。他请我到食堂去用晚餐，但我不饿。于是他转而建议给我端一杯牛奶咖啡来。我因特别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他的建议。过了 一会儿，他端来一个托盘回来，我喝掉了，之后我想抽烟。但我有所犹豫，我不知道在妈妈的遗体面前能不能这样做。我想了想，觉得这无伤大雅。我递给门房一支烟，我们两人就抽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您知道，令堂大人的院友们也要来守灵。这是院里的习惯。我得去找些椅子、弄些咖啡来。”我问他是否可以关掉一盏大灯。强烈的灯光照在白色的墙上使我倍感困乏。他回答说，那根本不可能。灯的开关就是这么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之后，我懒得再去多注意他。他进进出出，把一些椅子摆好，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围着咖啡壶放好一些杯子。然后，他在我的对面做下，中间隔着妈妈的棺材。那女护士也坐在里边，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在干什么，但从她胳臂的动作来看，我相信她是在织毛衣。屋子里暖烘烘的，咖啡使我发热，从敞开的门中，飘进了一股夜晚与鲜花的气息。我觉得自己打了一会儿瞌睡。

一阵窸窸窣窣声把我弄醒了。我刚才合眼打盹儿，现在更觉屋子里白得发惨。在我面前，没有一丝阴影，每一件物体，每一个角落，所有的曲线，都轮廓分明，明晰醒目。正在此时，妈妈的院友们进来了，一共有十来个，他们在耀眼的灯光下，静悄悄地挪动着。他们都做了下来，没有弄响一把椅子。我盯着他们细看，我从来没有这么看过人。他们的面相与衣着的细枝末节我都没有漏过。然后，我听不见他们的任何声音，我简直难以相信他们的确存在。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系着围裙，束在腰上的带子使得她们的肚子更为鼓出。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年老的女人会有这么大的肚子。男人们几乎都很瘦，个个拄着拐杖。在他们的脸上，使我大为惊奇的一个特点是：不见眼睛，但见一大堆皱纹之中有那么一点浑浊的亮光。这些人一落座，大多数人都打量打量我，拘束地点点头，嘴唇陷在没有牙齿的口腔里，叫我搞不清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还是脸上抽搐了一下。我还是相信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全坐在我对面的门房的周围，轻轻晃动真脑袋。一时，我突然产生了这么一个滑稽的印象：这喜人似乎是专来审判我的。

过了一笑会儿，其中的一个女人哭起来了。她坐在第二排，被一个同伴挡住了，我看不清她。她细声饮泣，很有规律，看样子她会这么哭个不停。其他的人好像都没有听见她哭。他们神情沮丧，愁容满面，一声不响。他们顶着棺材，或者自己的手杖，或者随便什么东西，但只盯着一样东西。那个女人老在那里哭。我很奇怪，因为我从不认识她。我真不愿意听她这么哭。但是，我不敢去对她讲。门房朝她欠过身去，对她说了什么，但她摇摇头，嘟囔了一句，然后继续按原来的节奏哭下去。门房于是走到我旁边，他靠近我坐下，过了好一阵，他并未正眼瞧我，告诉我说：“她与令堂大人很要好，她说令堂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她什么人都没有了。”

屋里的人就这么坐着过了好久。那个女人的叹息与呜咽逐渐减弱了，但抽泣得很厉害。终于，她不出声了。我的困劲也全没有了，但感到很疲倦，腰酸背痛。这时，使我心里难受的是所有在场人的寂静无声。偶尔，我听见一种奇怪的声响，我搞不清是什么声音。时间一长，我终于听出来，是有那么几个老头子在砸自己的腮腔，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啧啧声。他们完全沉浸在胡思乱想之中，对自己的小动作毫无察觉。我甚至觉得，在他们眼里，躺在他们中间的这个死者，什么意义也没有。但现在回忆的时候，我认为我当时的印象是错误的。

我们都把门房端来的咖啡喝掉了。后来的事我就不清楚了。一夜过去，我记得曾睁开过一次眼，看见老人们一个个蜷缩着睡着了。只有一个老人例外，他的下巴颏儿支在拄着拐杖的手背上，两眼死盯着我，似乎在等着看我什么时候才会醒。这之后，我又睡着了。因为腰越来越痛，我又醒了，此时晨光已经悄悄爬上玻璃顶棚。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老人醒了，他咳个不停。他把痰吐在一大块方格手帕上，每吐一口痰费劲得就像动一次手术。他把其他的人都吵醒了，门房说这些人全该退场啦，他们站了起来。这一页守灵的苦熬，使得他们个个面如死灰。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走出去的时候，都一一跟我握手，似乎我们在一起过了一夜而没有交谈半句，倒大大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亲近感。

我很疲乏。门房把我带到他的房间，我得以马马马虎虎漱洗了一下。我还喝了杯咖啡加牛奶，味道好极了。我走出门外，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在那些把马郎戈与大海隔开的山丘之上，天空中红光漫漫。越过山丘吹过来的风，带来了一股咸盐的气味。看来，这一定是个晴天。我很久没有到乡下来了。要是没有妈妈这档子事，能去散散步该有多么愉快。

我在院子里等候着，待在一颗梧桐树下。我呼吸着泥土的清香，不再发困了。我想到了办公室的同事们。此时此刻，他们该起床上班去了，而对我来说，现在却是苦挨苦等的时候。我又想了想眼前的这些事，但房子里响起的钟声叫我走了神。窗户里面一阵忙乱，不一会儿就平静下来。太阳在天空中又升高了一些，开始晒得我两脚发热。门房穿过院子前来传话，说院长要见我，我来到院长办公室。他要我在几张纸头上签了字。我见他穿着黑色礼服和条纹长裤。他拿起电话，对我说：“殡仪馆的人已经来了一会儿了，我马上要他们盖棺。在这之前，您是不是要再看令堂大人一眼？”我回答说“不”。他对着电话低声命令说：“费雅克，告诉那些人，可以盖棺了。”

接着，他告诉我，他将亲自参加葬礼。我向他道了谢。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两条小腿交叉着。他告诉我，去送葬的只有他和我两个人，还加上勤务女护士。原则上，养老者都不许参加殡葬，只让他们参加守灵。他指出：“这是一个讲人道 问题。”但这一次，他允许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贝雷兹跟着去送葬。说到这里，院长笑了笑。他对我说：“您知道，这种友情带有一点儿孩子气，但他与令堂大人从来都形影不离。院里，大家都那他们开玩笑，对贝雷兹这么说：‘她是你的未婚妻。’他听了就笑。这种玩笑叫他俩挺开心。这次，默尔索太太去世，他非常难过，我认为不应该不让他去送葬。不过，我根据保健大夫的建议，昨天没有让他守灵。”

我们默默不语地坐了好一会儿。院长站起身来，朝窗外观望。稍一会儿，他望见了什么，说：“马郎戈的神甫已经来了，他倒是赶在前面。”他告诉我，教堂在村子里，刚到那儿至少要走三刻钟。我们下了楼。屋子前，神甫与两个唱诗班的筒子正在等着。一个童子手持香炉，神甫弯腰向着他，帮助调好香炉上的银链条的长短。我们一到，神甫直起身来。他称我为“我的儿子”，对我说了几乎话。他走进屋去，我也随他进屋。

我一眼就看见棺材上的螺钉已经拧紧，屋里站着四个穿黑衣的人。这时，我听见院长告诉我柩车已在路旁等候，神甫也开始祈祷了。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走向棺材，把一条毯子蒙在上面。神甫、唱诗班童子、院长与我都走了出来。在门口吗，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太太，院长向她介绍说：“这是默尔索先生。”这位太太的名字，我没有听清，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没有一丝笑容，点了点瘦削的长脸的头。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棺材过去。我们跟随在抬棺人之后，走出养老院。在大门口，停着一辆送葬车，长方形，漆得锃亮，像个文具盒。在它旁边，站着葬礼司仪，他个子矮小，衣着滑稽，还有一个举止做作的老人。我明白了，此君就是贝雷兹先生。他头戴圆顶宽檐软毡帽，棺木经过的时候，他脱下了帽子。他长裤的裤管拧绞在一起，堆在鞋面上，他黑领带的结打得太小，而白衬衫的领口又太大，很不协调。他的嘴唇颤抖个不停，鼻子上长满了黑色的小点。他一头白发相当细软，下面露出两只边缘扭曲、形状怪异、耸拉着的耳朵，其血红色对称着苍白的面孔，使我觉得刺眼。葬礼司仪安排我们各自的位置。神甫领头走在前面，然后是柩车，柩车旁边是四个黑衣人，柩车后面，是院长和我。最后断路的是护士代表和贝雷兹先生。

太阳高悬，阳光普照，其热度迅速上升，威力直逼大地。我不懂为什么要磨蹭这么久才迟迟出发。身穿深色衣服，我觉得很热。矮老头，本来已戴上了帽子，这时又脱下来了。院长又跟我谈起他来了，我略微歪着头看着他。院长说我妈妈和贝雷兹先生，常在傍晚时分，由一个女护士陪同，一直散步到村子里。我环顾周围的田野，一排排柏树延伸到天边的山岭上，田野的颜色红绿相间，房屋稀疏零散，却也错落有致，见到如此景象，我对妈妈有了了解。在这片景色中，傍晚时分那该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而在今天，滥施淫威的太阳，把这片土地烤得直颤动，使它变得严酷无情，叫人无法忍受。

我们上路了。这时，我才看出贝雷兹有点儿瘸。车子渐渐加快了速度，这老头儿就落在后面了，其中一个黑衣人也跟不上车，与我并排而行。我感到惊奇，太阳在天空中竟升高得那么快。我这才发现，田野里早已弥漫着一片虫噪声与草簌声。汗水流满了我的脸颊。因为我没有戴帽子，只得用手帕来扇风。殡仪馆的那人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这时，他右手把鸭舌帽帽檐网往上一推，左手用手帕擦了擦额头。我问他：“怎么样？”他指了指天，连声道：“晒得厉害。”我应了一声：“是的。”过了一小会儿，他问我：“这里面是您母亲吗？”我同样应了一声：“是的。”他又问：“她年纪老吗？”我回答说：“就这么老。”因为我搞不清她究竟有多少岁。到这里，他就不吭声了。我转过身去，看见贝雷兹老头已经落在我们后面五十来米。他急急忙忙往前赶，手上摇晃着帽子。我也看了看院长。他庄严地走着，一本正经，没有任何小动作。他的额头上渗出一些汗珠，但他没有去擦。

我觉得这一行人走得更快了。在我周围，仍然是在太阳逼射下一片灿灿的田野。天空亮得刺眼。有一阵，我们经过一段新修的公路，烈日把路面的柏油都晒得鼓了起来，脚一踩就陷进去，在亮亮的层面上留下裂口。车顶上车夫的熟皮帽子，就像是从这黑色油泥里鞣出来的。我头上是蓝天白云，周围的颜色单调一片，裂了口的柏油路面是黏糊糊的黑，人们穿的衣服是丧气阴森的黑，柩车是油光闪亮的黑，置身其中，我不禁晕头转向。所有这一切，太阳、皮革味、马粪味、油漆味、焚香味，一夜没有睡觉的疲倦，使得我头昏眼花。我又回了回头，见贝雷兹已远远落在我后面，在一片腾腾的热气中若隐若现，后来，干脆就看不见了。我用目光搜寻他，见他已离开了大路，而后又从田野斜穿过来。我发现在我们前方的大路转了个弯。原来，贝雷兹熟悉本地，他正抄近路追赶我们。果然，在大路转弯的地方，他追上我们了。不久，我们又把他落下了。他仍然是穿田野、抄近路，就这样，反反复复、如法炮制了好几次。而我，这么走着的时候，一直觉得血老往头上涌。

后来，所有的事都进行得那么快速、具体、合乎常规，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么一件事：在村口，护士代表跟我说了话。她的声音奇特，抑扬顿挫而又颤悠发抖，与她的面孔极不协调。她对我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又会汗流浃背，一进教堂就会着凉感冒。”她说得对，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此外，我还保留了那天的几个印象：例如，贝雷兹最后在村口追上我们时的那张面孔。他又激动又难过，大颗大颗的眼泪在脸颊上。但由于脸上皱纹密布，眼泪竟溜不动，时而扩散，时而汇聚，在那张哀伤变形的脸上铺陈伟一片水光。此外，还有教堂，还有站在路旁的村名，开在墓地坟上的红色天竺葵，还有贝雷兹的晕倒，那真像一个散了架的木偶，还有撒在妈妈棺材上的血红色的泥土会混杂在泥土中的白色树根，还有人群、嘈杂声、村子、在咖啡店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响声以及汽车开进阿尔及尔闹市区、我想到将要上传睡上十二个钟头时所感到的那种喜悦。

二

我醒来的时候，明白了为什么请了两天假，老板就一直板着面孔，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可以说，我把这事全给忘了，起床时才想起来。老板自然是想到了，加上星期天，我就等于有了四天假期，而这，是不会叫他高兴的。但是，一者，妈妈的葬礼安排在昨天而不是今天，这并非我的过错；二者，不论怎么说，星期六与星期天总归该我所有。即使是这个理，也并不妨碍我理解老板的心理。

昨天实在很累，今早几乎起不了床。刮脸的时候，我想了想今天要干什么，我决定去游泳。我乘电车到了海滨浴场。在那儿，我一头就扎进了泳道。浴场上年轻人很多。我在水里看见了玛丽·卡尔多娜，她以前是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打字员。那时，我很想把她弄到手。现在想来，她当时也对我有意，但不久她就离职而去，我俩没有来得及好上。在浴场上，我帮她爬上一个水鼓，扶她的时候，我轻微地碰了碰她的乳房。她躺在水鼓上面，我仍在水里。她的头发遮住了眼睛，她一直在笑。我也爬上水鼓，躺在她身边。天气晴和，我像开玩笑似地把头抬起枕在她的肚子上。她没有说什么，我也就趁势这么待着。我两眼望着天空，天空一片蔚蓝，金光流溢。我感觉到玛丽的肚子在我的颈背下轻柔地一起一伏。我俩半睡半醒地在水鼓上待了很久，当太阳晒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她就钻进水里，我也跟着下水。我赶上她，用手臂搂着她的腰，我俩齐游共泳，她一直在笑。我们在岸上晾干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晒得比你黑。”我问她，晚上是否愿意去看场电影。她仍然在笑，对我说她很想去看费尔南得主演的一个片子。当我们穿上衣服的时候，她见我系着黑领带，显得有点诧异，问我是不是在戴孝。我对她说妈妈死了。她想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告诉她：“就是昨天。”她吓得往后一退，但没有发表什么意见。我想对她说这不是我的过错，但我没有说出口，因为我想起我对老板也这么说过。其实说这个毫无意义，反正，人总得有点什么错。

晚上，玛丽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这个片子有些地方挺滑稽，但实在很蠢。她的腿靠着我的腿，我抚摸她的乳房。电影快散场的时候，我抱吻了她，但没有吻好。出了电影院，她随我到了我的住所。

我醒来 时候，玛丽已经走了。她跟我说过她得到她姨妈家去。我想起了今天是星期天，这真叫我烦，我从来都不喜欢过星期天。于是，在床上翻了个身，努力去寻找玛丽的头发在枕头上留下的海水的咸味，我一直睡到10点钟。然后，我仍然躺在床上，不断抽烟，一直抽到了中午。我像往常一样不喜欢到塞莱斯的饭店去吃饭，因为，那里肯定有熟人会向我提出种种问题，这我可不喜欢。我煮了几个鸡蛋，就着盘子吃掉了，也没有用面包，面包早就吃完了，我一直不愿意下楼去买。

吃罢饭，我有点烦闷，就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妈妈在的时候，这套房子大小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就显得太空荡了。我不得不把饭厅里的桌子搬到卧室里来。我只用我这一间，几张已经有点塌陷的麦秸椅子、一个镜面已经旧得发黄的柜子、一个梳妆台，还有一张铜床，我就生活在这个空间里，其他的空间我都不管了。又过了一会儿，我为了消磨时光，就拿起一张旧报纸读了起来。我把克吕逊业公司的一则广告剪下来，粘贴在一个旧本子上，报纸上种种叫我开心的东西，我都粘在那里面。之后，我洗了洗手，事情告一段落，我来到阳台上。

我的房间正朝着本区一条主要街道。中午，天气晴朗，但马路肮脏，行人稀少而又来去匆匆。我先看见一家家出来散步的人，有两个穿海军服的小男孩，短裤长得过了膝盖，笔挺的服装使得他们的举止拘谨。还有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玫瑰红的大花结，脚穿黑色的漆皮鞋。在孩子的后面，是他们的母亲，身材高大，穿着栗色连衣裙，父亲则是一个相当瘦弱的小个子，我颇眼熟。他戴着扁平的狭边草帽，领口扎着蝴蝶结，手持一根文明杖。看见他跟他妻子在一起，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区的人都说他秀气优雅。过了一一小会儿，走来一群郊区的年轻人，头发油光锃亮，打着大红领带，衣服腰身紧俏，装配着绣花口袋，叫上穿的是方头皮鞋。我猜到他们是到城里去看电影的，所以这么早就动身。他们一伙人急急忙忙赶电车，还高兴地说说笑笑。

这一群人过去之后，路上行人渐渐稀少。我想，那些好看好玩的地方开始热闹起来了。街上只剩下了一些商店老板与猫。从街道两旁的榕树上空望去，天空晴和，但并不明朗。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个烟铺老板搬出一把椅子，放在店门口，跨坐在上面，两臂搁在椅背上。刚才拥挤不堪的电车，现在几乎全都空了。烟铺旁边的那个名叫“皮埃罗之家的”小咖啡馆里，厅堂空空荡荡，一个侍者正在用锯屑擦洗地面。真是一派星期天的景象。

我也把椅子倒转过来，像烟铺老板那样放着，我觉得那样更舒服。我抽了两支烟，又进房拿了一块巧克力，回到窗前吃了起来。过了一小会儿，天空变得阴沉，我以为快要下暴雨了。但是，它又渐渐转晴。不过，一片片乌云飘过，使得街道阴暗了些。我抬头望着天空，一直这么待了好久。

下午5点钟，一辆辆电车在轰隆声中驶过来了，载满了一群群从郊区体育场看比赛回来的人，有些人就站在踏板上，有些则扶着栏杆。跟在后面的几辆电车载的是运动员，我是从他们的小手提箱认出来的。他们使劲地高呼、歌唱嚷嚷他们的团队将永远战无不胜。好几个运动员朝我打招呼，其中一个对我喊道：“我们赢了他们。”我也回喊了一声“没错”，同时使劲点点脑袋。电车过去，街上的小汽车就开始一涌而至了。

天色有点暗了。屋顶的上空变成淡红色，随着暮色渐至，那些假日出游的人陆续往回走。我在人群中认出了那位优雅的先生。他家的几个孩子哭泣着跟在父母的后头。这时，附近的电影院一股脑儿将所有的观众都倾泻在大街上。那些观众中，青年人的行为举止比平日多了几分冲劲，我猜他们刚才看的是一部惊险片。从城里电影院回来的观众则姗姗来迟，他们显得较为庄重。他们也说说笑笑，但显得疲倦并若有所思。他们待在街道上，再对面的人行道上踱来踱去。这一代的少女们，不着帽，披着发，挽着胳臂在街上走，小伙子们则打扮得整整齐齐，为的是跟她们擦身而过。他们不断高声地开玩笑，招得姑娘们咯咯直笑，还会过头来瞅瞅他们。姑娘们之中有几个我是认得的，她们也在跟我打招呼。

这时，街灯突然一齐亮了，使得在夜空中初升得星星安然试色。老这么盯着灯光亮堂、行人熙攘的人行道，我感到眼睛有些发累。灯光把潮湿的路面与按时驶过的电车照得闪闪发亮，也映照着油亮的头发、银制的手镯与人的笑容。过了一会儿，电车渐渐稀疏了，树木与街灯的上空，已是一片漆黑。不知不觉，附近这一代已阒无一人，于是，又开始有猫慢吞吞地踱过空寂的街道，我这才想到该吃晚饭了。依靠在椅背上待的时间实在太久，我的脖子有点酸痛。我下楼买了些面包与果酱，自己略加烹调，站着就吃完了。我想在窗口抽支烟，但空气凉了，我略感凉意。我关上窗户，转过身来，从镜子里看见桌子的一角上放着我的酒精灯与几块面包。我想，这又是一个忙忙乱乱的星期天，妈妈已经下葬入土，而我的明天又该上班了，生活仍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变化。

三

今天，我在办公室干了很多的活儿。老板显得和蔼可亲。他关心地问我累不累，还问我妈妈有多大岁数。为了不把具体的岁数说错，我回答：“六十来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听此话就好像松了一口气，并认为这是了结了一桩大事。

我的桌上放了一大堆提单，都得由我来处理。在离开办公室外出吃午饭之前，我洗了洗手。每天中午，我就喜欢这么清理清理。到了傍晚，我就不高兴这么做了，因为公用的转动毛巾被大家用一天，已经全湿透了。有一天，我曾经提请老板注意此事。他回答说，他对此也感到遗憾，但这毕竟是无关紧要的一桩小事。我下班稍微晚一点儿，12点30分才跟在发货部工作的艾玛尼埃尔一道出来。公司额的办公室面对大海，我们先观看了一会儿阳光照射下的海港里停泊的船只。这时，一辆卡车开过来了，夹带着一阵链条的哗啦声与内燃机的噼啪声。艾玛尼埃尔问我：‘咱们去看看如何？’我就跑了起来。卡车超过了我们，我们跟在它后面直追。我被淹没在一片噪声与灰尘中，什么也看不见，只感到自己是在拼命奔跑，进行比赛，周围是铰车、机器、在半空中晃动的桅杆以及停在近旁的轮船。我第一个抓住了卡车，一跃而上。然后，我帮艾玛尼埃尔在车上坐好。我们俩都喘不过气来。卡车在码头高低不平的路面上使劲颠簸，包围在阳光普照与尘土飞扬之中。艾玛尼埃尔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大汗淋漓地来到了塞莱斯特的饭店。他还是那个样子，大腹便便，系着围裙，蓄着白色小胡子。他问我总还得下去吧，我回到说是，还说我肚子饿了。我狼吞虎咽，又喝了咖啡。然后，我回到家里，因为酒喝多了，就睡了一小觉，醒来时，我想抽烟。时间已经迟了，我跑着去赶电车。整个下午，我一直闷头干活二。办公室里很热，傍晚，我下班出来，沿着码头漫步回家，这时，颇有幸福自在之感。天空是绿色的，我心情轻快，尽管如此，我还是径直回家，因为我想自己煮土豆。

上楼的时候，我在黑乎乎的楼梯上撞着了沙拉玛诺老头，他是我同楼层的邻居。他牵着狗，八年以来，人们都见他与狗形影不离。这条西班牙猎犬生有皮肤病，我想是丹毒叫它的毛都脱光了，浑身是硬皮，长满了褐色的痂块。主人与狗挤在同一个小房间里，日子久了，沙拉玛诺老头终于也像那条狗。他脸上长了好些淡红色的硬痂，头发稀疏而发黄。而那狗呢，则学会了主人弯腰驼背的行走姿势，嘴巴前伸，脖子紧绷。他们好像是同一个种族的，但又互相厌恶。每天两次，上午11时，傍晚6时，老头都要牵狗散步。八年以来，他们从未改变过散步的路线。人们老见他俩沿着里昂街而行，那狗拖着老头，搞得他蹒跚趔趄，于是，他就打狗、骂狗。狗吓得趴在地上，由主人拖着走，这时，该老头去拽它了。过一会儿狗忘得一干二净，再次拽起主人来了，主人就再次对它又打又骂。这样一来，他们两个就停在人行道上，你瞪着我，我瞪着你，狗是怕，人是恨。天天如此，日复一日。有时狗要撒尿，老头偏不给它时间，硬去拽它，这畜生就沥沥拉拉撒了一路。如果它偶尔把尿撒在屋里，更是要遭一顿狠打。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八年。塞莱斯特对此总这么说：“这真不幸。”但实际上，谁也说不清楚。当我在楼梯上碰见沙拉玛诺的时候，他正在骂狗：“坏蛋！脏货！”狗则在哼哼。我对他道了声“晚安”，他仍然在骂个不停。我就问他狗怎么惹他了。他也不回答，只顾骂：“坏蛋！脏货！”我见他弯下腰去，在狗的颈圈上摆弄着什么，我又提高嗓门儿问他。他没有转向我，只是憋着火气地回答说：“它老是那副德行。”说完，便拖着狗走了。那畜生匍匐在地被生拉硬拽，不断哼哼唧唧。

正在此时，又进来了一个同楼层的邻居。附近一带的人都说，他是靠女人生活。但是，当有人问他是从事什么职业时，也总是答曰：“仓库管理员。”一般来说，他一点儿也不招人喜欢，不过，他常主动跟我搭话，有时，也上我的房间坐坐，我总是听他说。我觉得他所讲的事都很有趣。再说，我也没有任何道理不跟他说话。他名叫雷蒙·桑泰斯，个子相当矮小，宽肩膀，塌鼻子。他总是穿得很讲究。谈到沙拉玛诺时，他对我也这么说：“这真不幸！”他问我，我对那难兄难弟是不是感到恶心，我回答说不。

我们上了楼，我跟他告别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房里有香肠和酒，愿意来跟我喝一杯吗？”我想这可以免得自己回家做饭，于是就接受了邀请。他也只有一个房间，外带一间没有窗户的厨房。在他的床上方，摆着一个白色与粉红色的仿大理石天使塑像，贴着一些体育冠军的相片与两三张裸体女人画片。房间里很脏，床上很凌乱。他先点上煤油灯，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卷相当肮脏的纱布，把自己的右手包扎起来。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刚才跟一个找麻烦的家伙打了一架。

“默尔索先生，”他对我说，“您知道，并非我这个人蛮不讲理，但我是个火暴性子。那个家伙冲着我叫板：‘你小子有种就下电车拉。’我对他说：‘滚你的，别找茬儿。’他就说我没有种。这么一来，我就下了电车，对他说：‘够了，你到此为止吧，不然我就要教你长长见识。’他又朝我叫板：‘你敢怎么样？’于是，我就揍了他一顿。他跌倒在地。我呢，我正要扶他起来，他却在地上用脚踢我，我又给他一脚，扇了他两个耳光。他满脸是血。我问他受够了没有，他回答说够了。”说着这段故事的时候，雷蒙已经把纱布缠好了。我坐在床上。他继续说：“您瞧，不是我去惹他，而是他来冒犯我。”的确如此，我承认。于是，他向我表示，他正想就此事征求我的意见，他认为我是一条汉子，又有生活阅历，能够帮助他，以后他会成为我的朋友。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朋友。我说做不做都可以。他听了显得很高兴。他取出香肠，在炉子上烹调了一番，接着又摆上酒杯、盘子、刀叉与两瓶酒。做这一切时，他没有说话。我们坐了下来，他一边吃一边给我讲述他的故事。开始，他有点不便启齿。“我结识了一个太太……这么说吧，她就是我的情妇。”被他揍了一顿的那个人，就是这位太太的兄弟。他对我说，他一直供养着这个女人。我没有答言。接着他又说，他知道附近一带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但他问心无愧，他确实是一个仓库保管员。

“说到我跟这女人的关系，我发现她一直在欺骗我。”他把整个事情追述了以便。他供她的钱正够她维持生活，还替她付房租，每天另给她二十法郎的饭钱。“三百法郎的房租，六百法郎的饭钱，时不时还送她一双袜子，这几项加起来就有上千法郎了。这位女士休闲在家，却振振有词，还说我供她的钱不够她过日子。我常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出去找个半日班的工作干干？那就省得我为你的零星花销操心。这个月我给你买了一套衣服，每天又给你二十法郎，还替你付房租，而你每天下午都跟你的姐们儿喝咖啡。拿我的咖啡和糖去招待人家。我供养你，我带你不薄，你倒以怨报德。’我这么说她，她还是不出去工作，总说钱不够用，所以，我才发觉其中必定有鬼。”

接着，这汉子告诉我，有一天他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张彩票，她无法解释她是怎么买来的。不就，他又在那里发现了一张当票，证明她到当铺里当了两只手镯。而他，从不知道她还有两个镯子。“我当然一眼就看穿她一直对我不忠。于是，我就把她休了，不过，我先揍了她一顿，然后才揭穿她的鬼把戏。我对他说，她跟我只是为了寻开心。默尔索先生，我是这么对她说的：‘你也不好好瞧瞧大家是多么羡慕我给你的福分，你以后就会明白，你跟着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他把那个女人打出了血。在此以前，他从不打她。“过去也常有过动手的事，但可以说，只是轻轻碰一下而已。她只要稍一叫喊，我就关上窗子，立即罢手，每次都是这样。而这一次，我可是动真格的了，我还觉得她教训得不够呢。”

他接着又向我解释说，正是为这件事，他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去把燃尽了的灯芯调了一调。我一直在听他说，慢慢喝掉了将近一升的酒，喝得太阳穴直发热。我不断地抽着雷蒙的香烟，因为我自己的都抽光了。最后的几班电车开过去了，带走了郊区已渐模糊的嘈杂声。雷蒙还在继续说，是他烦恼的是，他偏偏对自己那个姘头还有感情。但他仍想惩罚她。起初他想把她带到一家旅馆去，跟“风化警察”串通好，制造一桩丑闻，害的她在警察局里备个案。后来，他又找了几个流氓帮里的朋友讨主意，他们也没有想出什么法子，不过，正如雷蒙向我指出的那样，跟帮里的人称兄道弟是很值得的，他把事由告诉他们之后，他们就建议他在那个女人脸上“留个记号”。但是，他不想这么损，他要考虑考虑。在此以前，他想问问我有什么主意。现在，尚未得到我的指点之前，他想知道我对整个这桩事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看法，不过我觉得这桩事挺有趣。他问我是不是也认为那女人欺骗了他。我说看来的确是欺骗了他。他又问我，我是不是也认为改去惩罚那个女人，如果我碰见了这种事，我会怎么去做。我对他说，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该怎么做，但我很理解他要惩罚那个女人的心里。说道这里，我又喝了一点酒。他点起一支烟，对我讲了他的打算。他想给她写一封信，狠狠地羞辱她一番，同时讲些话叫她感到悔恨。信寄出后，如果她回到他身边，他就跟她上床做爱，“正要完事的时候”，他要吐她一脸唾沫，再把她轰出门外。我说，要是他用这个法子，当然是把那女人惩罚了一顿。但是，雷蒙说，他觉得自己写不了这么一封信，他想请我代笔，见我没有吭声，他就问若是马上写，我是否嫌烦，我回答说不是。

他又喝了一杯酒，然后站起身，把杯盘与我们吃剩下的一点冷香肠挪开。他仔仔细细地把铺在桌上的漆布擦干净，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一张方格纸，一个黄信封，一支红木杆的蘸水笔和一方瓶紫墨水，他把那女人的名字告诉我，从姓名看，她是摩尔人。我写好了信。信写得有点儿随便，但我尽可能写得叫雷蒙满意，因为，我没有必要叫他不满意。我高声念给他听，他一边抽烟一边听着，练练点头。他请我再念一遍。他表示完全满意。他对我说：“我早就知道你见多识广。”我开始没有注意到他在用昵称“你”跟我说话。听到他这么说：“现在，你是我真正的朋友。”这时我才受宠若惊。这句话他重复了一遍，我回应了一声“是的”。对我来说，做还是不做他的朋友，怎么都行，而他，看起来确实想攀这份交情。他封上信，我们喝完了酒，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烟。街上很安静，我们听见有一辆汽车驶过。我说，时间很晚了。雷蒙也这么说，他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我实在困了，但我却站不起来。我的样子一定显得疲惫不堪，所以雷蒙对我说我不该灰心丧气、一蹶不振。起初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他就给我解释说，他听说我妈妈去世了，但他认为这只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我说，我也是这么看的。

我站起身来，雷蒙使劲握住我的手，对我说，男人与男人，感同身受，心意相通。出了他的房间，我把门带上，在漆黑的楼梯口待了一小会儿。整幢楼房一片寂静，从楼梯洞的深处升上来一股不易察觉的潮湿的气息。我只听见流动的血液正在我耳鼓里嗡嗡作响，我站在那里没有动。沙拉玛诺老头儿的房间里，他那条狗正发出低沉的呻吟。

四

整整这个星期，我干活儿很卖劲儿。雷蒙来过我处，告诉我他已经把信发出去了。我与艾玛尼埃尔去看过两次电影，银幕上演些什么，他常看不明白，我得给他解释。昨天是星期六，玛丽来了，这是我们事先约好的。我见了她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因为她穿了一件漂亮的红色条纹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皮凉鞋，乳房丰满坚挺，皮肤被阳光晒成了棕色，整个人就像一朵花。我俩坐上公共汽车，来到里阿尔及尔几公里远的一个海滩，那里有悬崖峭壁环抱，靠岸的这边则有一溜芦苇。下午4点钟的太阳已不太灼热，但海水还很温暖，水光接天，微波荡漾。玛丽教我玩一种游戏，那就是在游泳的时候，迎着浪尖喝一口水含在嘴里，然后转过身将水朝天喷出。那水既像泡沫花带一样在空中稍纵即逝，又像文人的雨丝洒落在脸上，但玩了一会儿之后，我的嘴就被苦咸的海水烧得发烫。玛丽又游到我身边，在水里紧紧依偎着我，她把嘴贴着我的嘴，伸出舌头舔尽了我唇上的咸涩。我俩在水里翻腾搅和了好一阵子。

当我俩在沙滩上穿上衣服的时候，玛丽用热烈的眼光瞧着我。我抱吻了她。从这时起，我俩不再说话交谈，我紧搂着她，我俩急于搭上公共汽车，急于回我的家，急于上床做爱。我把窗户大大敞开，感受着夏夜在我们的棕色皮肤上流走，真是妙不可言。

早晨，玛丽没有走，我对她说要跟她一道共进午餐。我下楼去买了点肉。回楼上的时候，我听见了雷蒙的房间里有女人的说话声。过了一小会儿，沙拉玛诺老头儿又开始骂狗了，我们听见木头楼梯上响起鞋底与爪子声，还有“坏蛋！脏货！”的骂声，老头儿与狗出了楼到街上去了。我对玛丽讲了老头儿的事情，她听了直笑。她穿着我的睡衣，两袖高高挽起。当她笑的时候我对她又动了欲念。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爱不爱她。我对她说，这种话毫无意义，但我似乎觉得并不爱。她听了显得有些伤心。但是，在做饭的时候，她又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笑得我又抱她吻她。正是此时，雷蒙的房间里传来一阵吵架声。

先是听见一声女人的尖叫，接着就是雷蒙的声音：“你敢跟我对着干，你敢跟我对着干，我要教你学会怎么对着干！”同时是几记重重的抽打声与女人的号叫，叫得那么惨厉，楼梯口立即就战满了人。玛丽与我也出了房门，听见那女人不断地惨叫，而雷蒙还不断在打。玛丽对我说，这真可怕，我没有吭声。她要我去找警察，我说我不喜欢警察。但是住在三层的一个做白铁工的房客找来了一个。警察敲了敲门，里面就没有声音了。他又使劲地敲，过了一会儿，女人哭起来了，雷蒙把门打开。他嘴上叼着一支烟，满脸堆笑。那女人从门里冲出来，高声向警察告状，说雷蒙打了她。警察问她：“你叫什么名字？”雷蒙替她回答了。“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把烟从嘴上拿掉！”警察命令地道。雷蒙没有立即照办，他瞧了瞧我，又抽了一口。说时迟，那时快，警察朝他的脸上，狠狠地一个大耳光扇个正着。他嘴上那支烟被扇出几米远。雷蒙脸色大变，但他当时什么也没有说，而是低声下气地问警察，他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烟头拾起来。警察说可以，但又补了一句：“下次别忘了，警察可不是你闹着玩的。”那女人一直在哭，不断地说：“他打了我，他是个男鸨。”雷蒙就问：“警察先生，说一个男人是男鸨，这在法律上讲得通吗？”但警察命令他：“闭上你的嘴。”雷蒙于是转身向那女子，对她说：“你等着瞧，小娘们儿，咱俩后会有期。”警察要他别再吭声，叫女人离开，叫他待在家里等候警局的传讯，他还说，雷蒙醉成这样，不断打哆嗦，应该感到羞耻。雷蒙听了，辩解说：“警察先生，我可没有醉，只是我在这里，在您面前，我才打哆嗦，自己控制不住。”他关上房门，围观的人也都散了。玛丽与我做好了午饭。但她不饿，几乎都让我吃了。她1点钟时走了，我又睡了一会儿。

将近3点的时候，有人敲我的门，进来的是雷蒙。我仍然躺在床上没有起身。他在我的床边坐下，开始时他一言不发，我就问他，他的事怎么闹到了这种地步。他讲述了他如何按预谋行事，如愿以偿，但她回敬了他一个耳光，这么一来，他就揍了她一顿。以下的情况，我都在场看见了。我对他说，我觉得那女人确已受到惩罚，你该感到满意了。雷蒙表示同意，而且他认为，警察横加干涉也是白搭，反正那女人已经挨了一顿揍。他还说，他对那些警察了解得很透。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他问我，当时是不是等着他回敬那警察一个耳光。我回答说，当时我并没有在等什么，不过，我从来都不喜欢警察。雷蒙听了好像很满意。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道出去走走。我下了床，梳了梳头。他说我得给他作证。我表示怎么都行，但我不知道该作证些什么。照雷蒙的意思，只需说那个女人冒犯了他就行了。我答应为他提供这样的证词。

我们出了门，雷蒙请我喝了一杯白兰地。后来，他要去打一局台球，我跟着去差一点儿输了。接着，他又要去逛妓院。我说不，因为我不喜欢。于是，我们慢慢地回去。他对我说把情妇惩罚了一顿，他心里真高兴。他对我很热情友好，和他相处，我觉得是一段愉快的时光。

隔着老远，我看见沙拉玛诺老头儿站在大门口，神情焦躁。我们走近时，我发现他没有和他的狗在一起。他正在东张西望，转来转去，使劲儿朝黑洞洞的走廊里去看，嘴里嘟嘟囔囔，语不成句，还睁着那双小红眼，仔细朝接上搜索。雷蒙问他怎么啦，他没有立即回答。我模糊听见他低声骂了一句“坏蛋，脏货”，神情依然焦躁。我问他狗到哪里去了，他没有好气回答说它跑掉了，接着，他却突然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像平日一样，牵着它去练兵场，那些商贩棚子周围全是人。我停下来看了看《消遣之王》。转身要走时狗就不见了。的确，我早就想给它换一个小一点儿的颈圈，没有想到这个脏货这么早就溜掉了。”

雷蒙对他说，狗可能是迷路路，它不久就会找回来的。他举了好几个例子，说狗能隔十几公里远又跑回主人的身边。虽然听了这些宽心话，老头儿却更为焦急不安了。“可您知道，他们会把它逮走的，如果有人收养它就好了，但那是不可能的，它一身的疮，人见人厌，警察会逮走它的，我敢肯定。”于是，我对他说，应该去招领处看看，付点钱就可以把它领回来。他问我金额高不高。我说不知道。他听了就发起火来：“为这个脏货花钱！啊，它还是去死吧！”接着，他又对那畜生骂将起来。雷蒙直笑，钻进了楼里。我也跟着他上楼，我们在楼梯口分了手。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沙拉玛诺老头儿上楼声，接着，他敲我的房门。我把门打开，他站在门口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请他进来，但他不肯。他瞧着自己的鞋尖，长满了疮痂的手在颤抖着。他没有看我，问道：“默尔索先生，您说，他们不会把它逮走吧。他们会把它还给我的，是吧，否则的话，我怎么活下去呢？”我对他说，招领处将送去的狗保留三天，等主人去领，三天以后才任意处置。他一言不发地望着我，然后，向我道了一声“晚安”。他关上自己的房门，我听见他在房里走来走去。他的床嘎嘎作响了一下，透过墙壁传来一阵细细的奇怪的声音，我听出来他是在哭。不知道怎么搞的，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妈妈，但是明天早晨我得早起。我不饿，所以没有吃晚饭就上床睡了。

五

雷蒙住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他有个朋友曾经听他说起过我，要邀请我到阿尔及尔附近的海滨木屋去过星期天。我回答说很愿意去，但我已经和女朋友约好一起过。雷蒙立即说他那位朋友也邀请我的女友去。因为那位朋友的妻子一定很高兴在一堆男人中有个女伴。

我本想立刻把电话挂掉，原因是我知道老板不喜欢有人从城里给我们这些雇员打电话。雷蒙要我等一等，他说他本来可以在晚上向我转达那位朋友的邀请，但他有别的事情要提前告诉我。他今天一直被一帮阿拉伯人盯梢，那帮人中有一个就是他那前姘头的兄弟。“你今晚回家的时候，如果发现这帮人在我们住处附近活动，你一定要告诉我一声。”我回答说当然不在话下。

过了一会儿，老板派人来叫我，这使我有点儿心烦意乱，因为我以为他又要教训我少打电话多干活儿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说他要跟我谈谈一个还很模糊的计划。他只是想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计划在巴黎设一个办事处，负责市场业务，直接与那些大公司做生意，他想知道我是否愿意被派往那儿去工作。这份差事可以使我生活在巴黎，每年还可以旅行旅行，“你正年轻，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你会喜欢的。”我回答说，的确如此，不过对我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于是，他就问我是否不大愿意改变改变生活，我回答说，人们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而我在这里的生活并不使我厌烦。老板显得有些扫兴，他说我经常是答非所问，而且缺乏雄心大志，这对做生意是糟糕的。他说完，我又回去工作了。我本想不扫他的兴，但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的生活。仔细想来，我还算上是个不幸者。当我念大学的时候，有过不少这类雄心大志。但当我辍学之后，很快就懂得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

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跟她结婚。我说结不结婚都行，若果她要，我们就结。她又问我是否爱她，我像上次那样回答了她，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可以肯定我并不爱她。“那你为什么要娶我？”她反问。我给她解释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希望结婚，那我们就结。再说，是她要跟我结婚的，我不过说了一声同意。她认为结婚是件大事，我回答说：“不。”她沉默了一会儿，无言地瞧着我，然后又说，她只不过想搞清楚，如果这个建议是来自另一个女人，而我跟她的关系与我跟玛丽的关系同属于一种性质，那我会不会接受。我说：“当然会。”于是，她心想自己是不是爱我，而我呢，对此又一无所知。她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低声咕哝说我真是个怪人，她正是因为这点才爱我的，但将来有一天也许会由于同样的原因而讨厌我。我没有吭声，无话要补充。她见此就笑着挽着我的胳臂，说她愿意跟我结婚。我回答说，她什么时候愿意，我们就什么时候结。这时，我跟她谈起了老板的建议，玛丽说她很愿意去见识见识巴黎，她就问巴黎怎么样。我对她说：“很脏，有不少鸽子，有些黑乎乎的院子。人们有白色的皮肤。”

后来，我们出去走了走，逛了全城几条大街。街上的女人都很漂亮，我问玛丽她是否注意到了。她说注意到了，还说由此她对我有所了解了。此后片刻，我们俩都一言不发。但我还是想要她跟我在一起，我对她说我们可以到塞莱斯特那儿去吃晚饭，她说想去，但她有事。于是，在我住处的附近，我对她道了再见。她瞧着我说：“你就不想知道我有什么事吗？”我倒很想知道，但我没有去问她，对此，她显出要责怪我的样子。见我有点尴尬，她又笑了起来，把身子往我前面一靠，给了我一个吻。

我在塞莱斯特的饭馆吃晚饭。在我已经吃起来之后，走进来一个怪怪的小个子女人，她问我可不可以坐在我的桌旁。我说当人可以。她的动作急促而不连贯，两眼炯炯有光，小小的面孔像圆圆的苹果。她脱下夹克衫，坐了下来，匆匆地看了看菜谱。她招呼塞莱斯特过来，立刻点了她要的菜，语气干脆而又急促。在等主菜前的小吃时，她打开手提包，取出一小片纸片与一支铅笔，提前结算费用，然后从钱包里掏出这笔钱，再加上小费，分文不差，全数放在面前。这时，主菜前的小吃端上来了，她狼吞虎咽，很快就一扫而光。在等下一道菜时，她又从提包里取出一支蓝铅笔与一份本周的广播节目杂志，她仔仔细细把几乎所有的节目都一一做了记号。因为那本杂志有十几页，所以她整个用餐时间都在做这件事。我已经吃完，她还在专心致志地圈圈点点。不一会儿，她吃完起身，以刚才那样机械而麻利的动作，穿上夹克衫就走了。我无事可做也出了饭店，跟了她一阵子。她在人行道的边缘上走，步子特别快速而稳健，她径直往前走，头也不回。终于，她走出了我的视线，我自己也就往回走了。当时，我觉得她一定是个怪人，但这个念头一过，我很快就把她忘了。

在房门口，我遇见了沙拉玛诺老头儿。我请他进去，他告诉我，他的狗的确丢了，因为它不在招领处。那里的管理人员对他说，那狗或许是被车轧死了。他问到警察局去是否可以打听得清楚。人家告诉他说，这类鸡毛蒜皮的事是不会有记录的，因为每天司空见惯。我安慰沙拉玛诺老头儿说，他满可以另外再养一条狗，可是，他提请我主意，他已经习惯跟这条狗在一起了。他这话倒也言之有理。

我蹲在床上，沙拉玛诺坐在桌子前的一把椅子上。他面对着我，双手搁在膝盖上。他戴着他那顶旧毡帽，发黄的小胡子下，嘴巴在咕哝咕哝，语不成句。我有点儿嫌他烦，不过，此时我无事可做，又没有睡意，所以没话找话，就问起他的狗来。他告诉我，自从老婆死后，他就养了那条狗。他结婚相当晚。年轻时，他一直想要弄戏剧，所以在军队里的时候他是歌舞团演员。但最后，他却进了铁路部门。对此，他不后悔，因为现在他享有一小笔退休金。。他和老婆在一起并不幸福，但总的来说，他俩过习惯了。老婆一死，他倒倍感孤独。于是，他便向同事要了一条狗，那时，它还很小，他得用奶瓶给它喂食。因为狗比人的寿命短，所以他们就一同都老了。“它的脾气很坏，”沙拉玛诺老头儿说，“我经常跟它吵架。不过，它终归还是一条好狗。”我说它是条良种狗，沙拉玛诺听了显得很高兴，“您还没有在它生病之前见过它呢，它那身毛真漂亮。”自从这狗得了这种皮肤病之后，他每天早晚两次给它涂抹药膏。但是在他看来，它真正的病是衰老，而衰老是治不好的。

这时，我打了个哈欠，沙拉玛诺老头儿说他该走了。我对他说还可以再待会儿，我对他狗的事感到难过。对此，他谢了谢我。他还说我妈妈很喜欢他的那条狗。说到妈妈，他称之为“您那可怜的母亲”，想必我在丧母之后一定很痛苦，说到这里，我没有吱声。这时，他急促而不自然地对我说，他知道附近这一带的人对我颇有非议，只因我把我妈妈送进了养老院，但他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对妈妈的感情很深。我回答说，我对这种非议迄今为止一无所知。既然我雇不起人去伺候我妈妈，我觉得送她进养老院是很自然的事（当时我为什么这么回答，现在我也说不清）。我还补充说，“很久以来，她一直跟我无话可说，她一人在家闷得很，到了养老院，至少可以找到伴。”这话不假，沙拉玛诺也这么说。然后，他起身告辞，想去睡。现在，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他小里小气地向我伸出手来，这是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这么做，我感到他手上有一块块硬痂。他微笑了一下，在走出房门之前，说：“我希望今天夜里外面那些狗不要叫，否则我会以为是我的狗在叫。”

六

星期天，我沉睡得醒不过来，玛丽不得不叫我、摇晃我才使我起了床。我俩没有吃早餐，急于早早去游泳。我感到腹中空空，头也有点晕。抽起烟来也觉得有一股苦味。玛丽取笑我，说我“愁眉苦脸”。她穿着一件白色麻布连衣裙，散披着头发。我对她说，她很漂亮，她听了高兴地笑了。

在下楼的时候，我们敲了敲雷蒙的房门。他说他正要下去。到了街上，由于我感到疲倦，也由于在屋里时没有打开百叶窗，到了街上，强烈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就像打了我一个耳光。玛丽兴高采烈，欢蹦乱跳，不停地说天气真好。我感觉好了一些，我发现其实是肚子饿了。我把这话告诉玛丽，她打开她的漆布提包给我看，里面放了我俩的游泳衣和一条浴巾。我们只要等雷蒙了，我们听见他锁门下楼。他穿着蓝色的裤子，白色的短袖衬衫，但他戴的是一顶扁扁的狭边草帽，引得玛丽笑了起来。他露在短袖外的胳臂很白，上面覆盖着浓黑的汗毛，我看了有点儿不舒服。他一边下楼一边吹口哨，看样子很高兴。他对我说：“你好，老兄。”而对玛丽，他则称“小姐”。

前一天，我与雷蒙去了警察局，我证明那个女人的确“冒犯了”雷蒙。他只受到了一个警告就没事了。警局并没有对我的证词调查核实。在门口，我们与雷蒙谈了谈前一天的事，然后，我们决定去乘公共汽车。海滩并不很远，如果乘车去会到得更快。雷蒙认为，他那位朋友见我们早早就到了必定很高兴。我们正要动手，雷蒙突然做了个手势，要我看看对面的街上。我看见有一伙阿拉伯人正在烟铺橱窗前站着。他们冷冷地盯着我们，不过他们看人的方式总是这个样子，就像被看的是石头、是枯树。雷蒙告诉我，左起第二人就是他说起过的那个家伙。这时，他好像忧心忡忡。但他接着又说，过去的那件事现在已经了结了。玛丽不大明白我们在谈什么，就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她这伙阿拉伯人恨雷蒙。她要我们马上就离开。雷蒙挺了挺身子，笑着说是该赶紧离开了。

我们朝汽车站走去，车站离我们有相当远一段距离。雷蒙告诉我，阿拉伯人并没有跟着我们，我回头看了看，果然他们还待在原地未动，仍然冷冷地瞧着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我们乘上了汽车，雷蒙顿时放松下来，不断跟玛丽开玩笑。我感觉得出来，他喜欢玛丽，但玛丽几乎不搭理他。时不时，她笑笑瞧着他。

我们在阿尔及尔郊区下了车。海滩离汽车站不远，但必须经过一片俯临大海、面积甚小的高地，由此沿坡而下，直达海滩。高地上满是发黄的石头与雪白的阿福花，衬托这蓝得耀眼的天空。玛丽抡着漆布提包在空中画圈，自得其乐。我们穿过一幢幢小型的别墅，这些别墅的栅栏或者是绿色，或者是白色，有些幢连同自己的阳台，隐没在怪柳丛中，有些幢则光秃秃地兀立在一片片石头之间。快到高地边上时，就已经能望到平静的大海了，还有更远处的一岬角，它正似睡非睡地横躺在清亮的海水里。一阵轻微的马达声从寂静的空中传到我们的耳际，远远地，我们看见耀眼的海面上有一艘小小的拖网渔船缓慢驶来，慢得像是一动也没有动。玛丽采了几朵鸢尾花。我们顺坡而下，到了海边，看见已经有几个人在游泳了。

雷蒙的那位朋友住在海滩尽头的一座小木屋里。木屋背靠悬崖，前面支撑着屋子的桩柱则浸于海水质之中。雷蒙将我们双方作了介绍。他那位朋友名叫马松，是个高高大大的汉子，腰粗膀壮，他的女人身材矮小，胖鼓鼓的，和善可亲，讲话巴黎口音。马松立刻要我们不必客气，说他这天早晨捕了一些鱼，已经油炸好了。我对他说，他的房屋真是漂亮得很。他告诉我，星期六、星期天，还有所有的假日，他都上这里来过，又说：“跟我的妻子，你们会合得来的。”确实不错，他妻子跟玛丽已经在说说笑笑了。这时，我萌生出要结婚的念头，这也许是我生平的第一次。

马松想去游泳，但他妻子与雷蒙不想去。我们三人走下海滩，玛丽立即就跳进水里。马松与我，稍微耽搁了一会儿。他说起话来慢吞吞的，而且，不论说什么，都要在前面加一句“我甚至还要说”，其实，他并没有补充什么新意。谈到玛丽，他对我说：“她真了不起，我甚至还要说，真是可爱。”接下来，我就不去注意他的那句口头语了，一心享受阳光晒在身上的舒适感。沙子开始烫脚了。我真想下水去，却继续将就了他一会儿，最后对他说“咱们下水吧”，就一头扎进了水里。他也慢慢地走进海水，直到站不住了，才钻了进去。他游的是蛙式，游得相当糟。我只好扔下他去追玛丽。海水清凉，游起来很舒服。我与玛丽双双游远了，我俩动作协调，心气合拍，共享着同一份酣畅。

到了宽阔的海绵，我们仰浮在水上，我的脸朝着天空，微波如轻纱拂面，使嘴里流进了海水，而袭袭面纱又一一被阳光撩开。我们看见马松游回海滩，躺下晒太阳。远远望去，他俨然一庞然大物。玛丽想和我搂在一起游，我就从她身后抱着她的腰，她在前面用胳臂使劲划水，我在后面用脚打水，鼎力相助，轻轻的水声不绝于耳，直到我觉得累了。于是，我放开玛丽，往回游去，姿势恢复了正常，呼吸也就自如了。在海滩上，我俯卧在马松旁边，把脸捂在沙里。我对他说：“真舒服。”他表示同意。不一会儿，玛丽也上岸了。我翻过身来，瞧着她走近。她浑身湿淋淋，长发甩在后面。她紧挨着我躺下，她的体温与阳光的热气，使得我昏昏入睡了。

玛丽推醒我，告诉我马松已经回去，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我立即站起来，因为我饿了，但玛丽提醒我，今天我还没有吻过她呢。这是实情，不过，我一直是想吻她的。“来，到水里去。”她对我说。我们朝海水跑去，迎着细浪就游了起来。我们蛙泳了几下子，她紧贴着我，我感到她的大腿蹭着我的大腿，这时我想占有她。

当我们回到木屋的时候，马松已经在喊我们了。我说我很饿。他立刻向他妻子表示，他喜欢我这么不讲客气。面包香脆可口，我狼吞虎咽，把自己的那份鱼也吃个精光。接着上桌的还有肉与炸土豆。我们一声不吭地吃着。马松不断地喝酒，还老倒给我喝。用咖啡的时候，我的头有点昏昏沉沉了，因此，我抽了好多烟。马松、雷蒙和我，合计8月份再来海边一起度假，费用由大家分担。玛丽忽然对我们说：“你们知道现在几点钟吗？才11点30分呢。”我们都有些诧异，但马松说，我们的午饭吃得太早了，不过，这也很自然，肚子饿的时候，也就是该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玛丽听了这话竟笑了起来。现在想来，当时她是喝多了一点儿。马松这时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道去海边散散步。“我妻子每天午饭后都要睡午觉，而我，我不喜欢午觉，我得活动活动。我总跟她说，这对健康有好处。不过睡觉是她的权利。”玛丽说她要留下来帮马松太太刷胖子。那个矮个子巴黎女人说，要刷盘子，就得把男人都赶出去。于是，我们三个爷们儿就走了。

太阳几乎是直射在沙滩上，它照在海面上的强烈反光叫人睁不开眼睛。海滩上一个人也没有。散落在高地边缘、俯临着大海的那些木屋里，传出一阵阵刀叉盘碟的声音。石头的热气从地面冒起，叫人喘不过气来。开始，雷蒙与马松谈了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与事。由此我才知道他们两人相识已经很久，而且，有一段时期还住在一起。我们朝水面走去，然后沿海边漫步。有时，层层海浪卷来，把我们的帆布鞋也打湿了。我什么也不想，因为我没有戴帽子，太阳晒得我昏昏欲睡。

这时，雷蒙跟马松说了点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但就在此时，我看见海滩尽头，离我们很远的，有两个穿锅炉工蓝制服的阿拉伯人，正朝我们这边走来，我看了雷蒙一眼，他对我说：“就是他。”我们继续往前走。马松问道，他们怎么会跟踪到这里来的。我猜想他们大概是看见我们上了公共汽车，手里还拿着去海滩游泳的提包，但我什么也没有说。

阿拉伯人慢慢向前走来，他们已经大大逼近我们了。我们仍不动声色，但雷蒙发话了：“如果打起来，你，马松，你对付第二个家伙，我收拾我那个对头。如果再来一个家伙，默尔索，那由你包了。”我应了一声：“行。”马松则把双手插进衣袋里。这时我觉得滚烫的沙子就像是烧红了。我们步伐一致地朝阿拉伯人走去。双方的距离愈来愈近。当我们离对方只有几步的时候，阿拉伯人停下来，不在往前走。马松与我也放慢了脚步。雷蒙则直奔他的那个对头。我没有听清他朝那人说了句什么，但见那人摆出一副不买账的样子。于是，雷蒙先发制人，出手一拳，同时还招呼马松动手。马松也向派给他的那个对象扑上去，重重地给了那人两拳。那人被打进水里，头朝下栽，好几秒种没有动静，只见脑袋周围有一些气泡冒出水面，又很快消失。这时，雷蒙也把他那个对象打得满脸是血。他转身对我说了一句：“你盯住他的手会掏什么家伙。”我朝他喊道：“小心，他有刀！”说时迟，那时快，雷蒙的胳臂已给划开了口，嘴巴上也挨了一刀。

马松向前一跳。被他打的那个阿拉伯人已经站起来，退到手里拿刀的家伙身后。我们不敢动了。对方慢慢后撤，仍然紧盯着我们，靠那把刀造成威慑。当他们看到自己已经退得相当远了，扭头飞快就逃，而我们则仍在太阳下原地未动，雷蒙用手按着他流血不止的胳臂。

见此，马松说，正好有一个来这儿过星期天的大夫，就住在高坡上。雷蒙想立即就去找大夫。但他一张口说话，嘴上的伤口就冒出血泡。我们搀扶着他，很快地回到了木屋。雷蒙说，他只伤着了皮肉，能够走去找医生。在马松的陪同下，他走了。我留下来把打架的经过讲给两位妇女听。马松太太听后吓哭了，玛丽也脸色煞白。给她们讲这桩事真叫我烦，讲着讲着，我就不吭声了,望着大海，抽起烟来。

将近1点30分，雷蒙与马松回来了。他胳臂上缠着绷带，嘴角贴着橡皮膏。大夫说小伤算不了什么，但雷蒙的脸色很阴沉。马松试着逗他笑，他仍然一声不吭。后来，他说要到海滩上去，我就问他要去海滩什么地方。他说只想去透透空气。马松与我都说要陪他去，他听了就发起火来，把我们骂了一通。马松说还是别惹他生气吧。即便如此，我仍陪着他出去了。

我和他在海滩上走了很久。阳光炙热难耐，它照射在沙硕与海面上，金光闪烁。我隐约感到雷蒙知道要奔哪儿去，但这肯定是我的错觉。在海滩远远的尽头，看见有一眼泉水在一块大岩石后面的沙地上流淌。正是在那儿，我们又碰见交过手的那两个阿拉伯人。他们穿着油污的蓝色工装躺在地上。他们的样子看来很平静，甚至还很高兴。我们的出现并未惊动他们，那个伤了雷蒙的家伙只是一声不吭地盯着雷蒙。另一个家伙则一边用眼角瞟看我们，一边不停地吹一小截芦苇管，那玩意只能发出三个单音，重复来重复去的。

此时此刻此地，只有阳光与寂静，伴随着泉水的淙淙声与芦苇管的三个单音。雷蒙的手伸进口袋去摸枪，但他那个对头并没有动，他俩一直对视着。我这注意到吹芦苇的那小子的脚趾大大地叉开着。雷蒙紧盯着对手的眼睛，问我：“我要不要把他崩了？”我想如果我说不，他反而会心里恼火，非开枪不可。我只是说：“他还没有向你表示什么。这时向他开枪不妥。”在周围一片静寂与酷热之中，还听得见泉水声与芦苇声。雷蒙说：“那么，我先骂他，他一还口，我就把他崩了。”我说：“就这么办吧，但只要他不掏出刀子，你就不能开枪。”雷蒙开始有点儿发火了。一个阿拉伯人仍在吹芦苇管，他们两人都紧盯着雷蒙的一举一动。我对雷蒙说：“不行，还是一个对一个，空手对空手，你先把手枪给我，如果他们两个打你一下，或者那个家伙把刀掏出来，我就替你把他崩掉。”

雷蒙把他的枪递给了我。阳光在枪上一闪。不过，双方都原地不动地站着，似乎周围的一切已把人严封密扎了起来。每一方都眼皮不眨，紧盯对手，在这里，大海、沙岸、阳光之间的一切仿佛都凝固不动，泉水声与芦苇声似乎也听不见了。这时，我思忖着，我既可以开枪，也可以不开枪。但是，突然间，两个阿拉伯人往后倒退，很快就溜到大岩石后面去了。于是，雷蒙和我也掉头往回撤。雷蒙显得高兴了些，还谈起回城去的公共汽车。

我一直陪伴着他回到木屋，他登上木台阶的时候，我却在最低一级的前面站住了。我的大脑已被太阳晒得嗡嗡作响，一想到还要费劲地爬上台阶，然后又要去跟两位妇女周旋，心里就泄气了。但是天气酷热，刺眼的阳光像大雨一样从空中洒落而下，即使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也感到很难受。待在原地或者到别处走走，反正都是一样。稍过了一会儿，我转身向海滩走去。

海滩上也是火热的阳光。大海在急速而憋闷地喘息着，层层细浪拍击着沙岸。我漫步走向那片岩石，感到脑袋在太阳照射下膨胀起来了。周围的酷热都聚集在我的身上，叫我举步维艰。每一阵热风扑面而来，我就要要紧牙关，攥紧裤袋里的拳头，全身紧绷，为的是能战神太阳与它倾泻给我的那种昏昏然的迷幻感。从沙硕上、从白色贝壳上、从玻璃碎片上投射出来的反光像一道道利剑，刺得我睁不开眼，不得不牙关紧缩。就这样我走了好久。

我从远处看见那一小堆黑色的岩石，阳光与海上的尘雾在它的周围笼罩着一层耀眼的光晕。我一心想着岩石后那清冽的泉水。我挺想再听听泉水的潺潺声，挺想逃避太阳的炙烤与步行的劳顿，离木屋里妇女的哭泣远远的。但我走进时，却发现雷蒙的那个对头已经回到那里了。

他只一个人。仰面躺着，双手枕在脑后，面孔隐在岩石的阴影中，身子露在太阳下。他蓝色的工人装被晒得直冒热气。我颇感意外。对于我来说，刚才打架的事已经了结，我后来就没有把它再放在心上。

他一看见我，稍稍欠起身来，把手伸进口袋。我呢，自然而然就紧握着衣兜里雷蒙的那把手枪。这时，那人恢复原状躺下去，但仍把手放在口袋里。我离他还相当远，约有十来米。我隐约看见他的目光不时在细眯的眼皮底下一闪一闪。但更多的时候，我感到他的面孔在眼前一片燃烧的热气中跳动。海浪的声音更加有气无力，比中午的时候更为沉稳。太阳依旧，光焰依旧，一直延伸到跟前的沙滩依旧。已经有两个钟头了，白昼纹丝未动，已经有两个钟头了，白昼在沸腾着的金属海洋中抛下了锚。在天边，有一艘小轮船驶过，在我视野的边缘，我觉得它像是一个黑点，因为我一直正眼盯着那个阿拉伯人。

我想，我只要转身一走就万事大吉了。但整个海滩因阳光的暴晒而颤动，在我身后进行挤压。我朝水泉迈了几步，那个阿拉伯人没有反应。不管怎么说，我离他还相当远。也许是以为他脸上罩有阴影，看起来他是在笑。我等他作进一步反应。太阳晒得我的脸颊发烫，我觉得眉头上已聚满了汗珠。这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我的头也像那天一样难受，皮肤底下的血管都在一齐跳动。这种灼热实在叫我受不了，我又往前走了一步。我意识到这样很蠢，挪这么一步无助于避开太阳。但我偏偏又像前迈出一步。这一下，那阿拉伯人并未起身，却抽出了刀子，在阳光下对准了我。刀刃闪闪发光，我觉得就像有一把耀眼的长剑直逼脑门。这时聚集在眉头的汗珠，一股脑儿流到眼皮上，给眼睛蒙上了一层温热、稠厚的水幕。在汗水的遮挡下，我的视线一片模糊。我只觉得太阳像铙钹一样压在我的头上，那把刀闪亮的锋芒总是隐隐约约威逼着我。灼热的刀尖刺穿我的睫毛，戳得我的两眼发痛。此时此刻，天旋地转。大海吐出了一大口气，沉重而炽热。我觉得天门大开，天火倾泻而下。我全身紧绷，手里紧握着那把枪。扳机扣动了，我手触光滑的枪托，那一瞬间，猛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切从这时开始了。我把汗水与阳光全都抖掉了。我意识到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在这种平衡与寂静中，我原本是幸福自在的。接着，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没有显露出什么，这就像我在苦难之门上急促地叩了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