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第 6 章 娱乐业时代
我认识的一个非常刻苦的研究生在大考前一天晚上回到他的小寓所，结果发现他唯一的一盏台灯已经坏得无法再修了。一阵惊慌之后，他逐渐恢复了冷静。为了第二天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他打开电视机，关掉声音，背对着屏幕，借着电视机发出的光开始阅读要考的章节。这是电视机的一个用途——照亮书本的光源。
但是电视屏幕不仅仅是光源，它光滑平坦的表面还可以用来展示文字。我们都住过宾馆，房间里的电视机有一个特别频道，不停地滚动出现有关当天主要新闻的字幕。这是电视机的另一个用途——电子布告牌。
很多电视机又大又结实，足以承受一个小图书室的重量。美国无线电公司生产的老式落地电视机上可以放 30 本书，我认识的一个女士把她所有狄更斯、福楼拜和屠格涅夫的书都放在 21 英寸的威斯汀豪斯牌电视机上。这是电视机的第三个用途——书架。
举这些例子，我是想嘲笑那些妄想利用电视机来提高文化修养的人。这样的愿望正是马歇尔 · 麦克卢汉所说的 “后视镜” 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比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中，这种人犯的错误就是完全误解了电视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如果说电视是某种东西的延续，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 19 世纪中叶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传统，而不是 15 世纪的印刷术。
什么是电视？它允许怎样的对话存在？它鼓励怎样的智力倾向？它会产生怎样的文化？
这些都是本书后面要讨论的问题。为了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这里先要区分一下技术和媒介的概念。我们也许会说，技术和媒介的关系就像大脑和思想一样。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当然，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这里有一个嘲笑这种幼稚想法的笑话：爱迪生本来可能把发明电灯的消息早一些公布于众，只可惜他每次打开灯后，只会把灯放在嘴边然后说：“喂？喂？”
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例如，印刷术就有明确的倾向，即要被用作语言媒介。我们可以想象把印刷术专用于照片的复制，我们再想象一下，16 世纪的天主教可能不会反对这种用途，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新教改革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用路德 [1] 的话来说，如果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都有上帝的文字，基督徒就不需要教皇来为他们释义了。但事实上，印刷术从来没有被专用于或大量用于复制图像。从 15 世纪诞生之初起，印刷术就被看作展示和广泛传播书面文字的理想工具，之后它的用途就没有偏离过这个方向。我们可以说，印刷术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的。
电视技术也有自己的倾向。我们可以把电视当作灯、当作文字的显示屏、当作书架，甚至当作收音机，但至少在美国，电视机没有也不会被派上这些用场。所以，要回答 “什么是电视” 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当我们谈论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一种技术，而是指一种媒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虽然制造电视的技术和美国是一样的，但在那些地方，电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在我所指的那些地方，大多数人还没有电视机，拥有电视机的人也只有一台，他们只有一个电视台，他们没有全天 24 小时播放的电视节目，大多数节目都以推进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为首要目的。在那些地方，人们不知电视广告为何物，电视上的主要画面就是一些“说话的人头”，电视的用途和收音机相差无几。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那些地方的电视不可能拥有像在美国一样的意义或威力。也就是说，由于使用方法不同，某种技术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潜能或者只能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效应。
但是，美国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民主制度和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电视找到了作为一种技术可以充分发挥潜能的肥沃土地。其中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电视节目在全世界供不应求。美国电视节目的出口量大约为 10 万—20 万小时，平均分布在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2] 在过去若干年中，像《荒野大镖客》《波纳扎》《碟中谍》《星际迷航》《神探酷杰克》《达拉斯》和《豪门恩怨》这样的节目在英国、日本、以色列和挪威受到欢迎的程度，绝不亚于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我听说（但没有得到证实）几年前，拉普人 [3] 为了看《达拉斯》中到底是谁杀了 J.R.，竟然推迟了他们每年一次的大迁移。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道德和政治威信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大下降了。美国的电视节目之所以供不应求，并不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而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的电视。
要想弄清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困难。在看美国电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四十二大街上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时发表的精彩评论。他说，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美国的电视确实是美丽的奇观，是难得的视觉愉悦，每天你都能看见成千上万个图像。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 3.5 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儿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就连很多人都讨厌的电视广告也是精心制作的，悦目的图像常常伴随着令人兴奋的音乐。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世界上最美的照片是出现在电视广告里。换句话说，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
当然，电视具有娱乐性这个事实实在太苍白了，绝对不会对文化造成任何威胁，也不值得我为此写一本书。电视有时甚至是让人们高兴的一个理由。我们经常说，生活不是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能在途中偶尔看见一些花朵，会使旅途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拉普人无疑就是这样想的，每天晚上观看电视的 9000 万美国人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但我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可以换种说法：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为什么要再见？照理说，几分钟的屠杀和灾难应该会让我们整整一个月难以入眠，但现在我们却接受了播音员的邀请，因为我们知道“新闻” 是不必当真的，是说着玩的。新闻节目的所有一切都在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播音员的姣好容貌和亲切态度，他们令人愉快的玩笑，节目开始和结束时播放的美妙音乐，生动活泼的镜头和绚丽夺目的各类广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简单地说，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并且我们还不能过于指责那些将新闻节目做此定位的人。他们播报的新闻不是为了让人读，也不是为了让人听，他们的新闻是让人看的，这是电视自身所指引的方向，他们必须遵循。这里没有阴谋，没有智力欠缺，只有坦白的观点：“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他口头交流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
为了说明上面的观点，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美国广播公司 1983 年 11 月 20 日在颇具争议的电影《浩劫后》播放之后进行的一次 80 分钟的讨论节目。虽然关于这个电视节目的记忆已经快要消失殆尽了，但我还是要举这个例子，因为在这里，电视充当了一个非常 “严肃” 而“负责任”的角色。这个节目的方方面面都在证明，这是对于电视脱离娱乐模式而上升到公共教育层次的一次重要考验。第一，这个节目的话题是关于核灾难的可能性。第二，这部电影曾遭到几个颇具影响力的组织的猛烈攻击，其中包括杰里 · 福尔韦尔神父的“道德多数派”。所以，如何表现出电视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介所具有的价值和严肃意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在节目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背景音乐——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会依赖音乐告诉观众什么时候需要表现什么样的感情，这是一种常规的演出手法，电视上没有了音乐简直就是个不祥的预兆。第四，在讨论过程中没有电视广告，这样的严肃程度只有被刺杀总统的葬礼可以相比了。最后一点，参加讨论的嘉宾包括亨利 · 基辛格、罗伯特 · 麦克纳马拉和埃利 · 威塞尔 [4]，每个人都是某种严肃话语的象征。虽然不久之后，基辛格又出现在一档有关《豪门恩怨》的节目中，但他仍然堪称严肃知识分子的典范；而威塞尔则完全是社会良知的活化身。确实，参加这次讨论的其他嘉宾——卡尔 · 萨根、威廉 · 巴克利和布伦特 · 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自己闪光的智慧，他们都不是那种会参加无聊公共事务的人物。
节目主持人特德 · 科佩尔首先做开场白。他指出，下面的节目不是辩论，而是讨论，所以那些对话语哲学感兴趣的观众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了解严肃的电视 “讨论” 是什么样的。这是当时的情况：在场的 6 位嘉宾每人有大约 5 分钟发言，他们似乎并没有规定话题，每个人都是自说自话，对其他人的发言不做任何反应。其实，要对别人的话做出反应也确实不易，因为所有的嘉宾都是依次发言，好像是选美比赛中的决赛者，每个人在摄像机前展示若干分钟。所以，如果威塞尔先生最后一个发言，他想对第一个发言的巴克利先生进行评论，那么在这两位先生的发言之间就会有 4 个评论，大约占 20 分钟，这样观众（不是威塞尔先生自己）就有可能忘记是什么论点激发了这样的评论。事实上，这些嘉宾——大多数都是电视上的常客——都非常精通如何避免评论别人的观点，他们利用节目开始的最初几分钟和后来每个人分内的发言时间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或打动别人。例如，基辛格博士非常急切地想让观众因为他不再是他们的国务卿而感到难过，他不停地提醒每个人他写过的书、提出过的议案和主持过的谈判。麦克纳马拉先生首先告诉观众他那天中午是在德国吃的午饭，然后又说他有至少 15 个削减核武器的提案。有的人可能料到他会提到削减核武器的提案，但有的人似乎对他在德国的午餐更感兴趣。（后来，他主动提到其中的 3 个提案，但这些提案都还没有时间讨论。）埃利 · 威塞尔通过引用一系列类似寓言和隽语的东西，强调指出人类生存的悲剧，但是因为他没有时间举例说明他的观点，所以他的表述有点儿混乱，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不小心闯进了非犹太教的集会。
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讨论，没有论点或反论点，没有依据的假设，没有解释，没有阐述，没有定义。在我看来，卡尔 · 萨根的发言最出色——对核冻结的理由进行了 4 分钟的说明——但他的发言里仍然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而且很明显他自己也没有做过仔细的论证。没有人愿意从自己有限的几分钟里抽出时间来谈论别人的观点。在科佩尔先生这一方，怎样让 “讨论秀” 继续下去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有时他会顺着思路就他听到的论点做些评论，但他更关心的还是分配给每个人应有的时间。
但是，使节目显得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并不仅仅是时间的限制。在电视节目进行过程中，是不允许说 “让我想一想” 或“我不知道”或 “你刚才说…… 是什么意思” 或“你的这些信息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样的话语不仅减慢了电视节目的节奏，还造成一种不确定或不完美的印象。提出这样的问题暴露了说话者的思考过程，这在电视上出现会像在拉斯维加斯的舞台上出现一样令人尴尬和乏味。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美国广播公司展示给我们的是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现在屈服于电视媒介，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 80 分钟的讨论节目非常具有娱乐性，就像塞缪尔 · 贝克特 [5] 的戏剧一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当然，他们的表演是非常专业的。萨根放弃了在做另一档节目中穿过的圆领套衫，他甚至还为出席这个节目特意修剪了头发。他在节目中的角色是代表整个地球说话的理性的科学家，保罗 · 纽曼是否能比他演得更出色都值得怀疑，也许伦纳德 · 尼莫伊能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非常得体地表现出军人的气质——说话简洁干脆，态度矜持冷淡，完全是一副国家安全捍卫者的模样。基辛格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这里扮演着一个对国际事务无所不知的政治家，时时担负着阻止灾难的责任。科佩尔的主持人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表面上看上去是在分析观点，实际上他只是在导演一场表演。最后，大家为这些表演鼓掌，这也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得到的，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我不是绝对地说电视不能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在威廉 · 巴克利自己的节目《火线》中，有时会表现正在思考的人，当然这时摄像机的镜头一定是正好对准他们的。还有其他一些节目，比如《记者访谈》或《自由心灵》，它们显然在努力保留文人的高雅和印刷术传统，但这些节目从不和那些具有更多视觉快感的节目抢时间，因为如果那样，它们就没有人看了。归根结底，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种媒介的表现形式可以和这种媒介本身的倾向相对抗。例如，40 年代早期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广播节目，节目的主角是一个口技表演者，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不止一次在 “梅杰 · 鲍斯的爱好者时间” 里听到踢踏舞演员的舞步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个节目有一次还请来过一个哑剧演员。）但是，口技表演、舞蹈和哑剧都无法在广播中得到很好的表现，就像复杂的谈话节目不适合电视一样。这些节目只有在通过摄像机始终显示图像的情况下才可以勉强被接受——就像总统发表演讲一样。但这不是电视的最佳状态，也不是人们想要看的电视。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 “电视” 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却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影、唱片和广播（现在已经成为音乐行业的附属品）都以娱乐为目的，它们在改变美国话语风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电视和它们不同，因为电视包容了话语的所有形式。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政府的政策或最新的科学发现而去电影院，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棒球赛的比分或天气情况或最近发生的谋杀案而去买唱片，没有人会为了听肥皂剧或总统演讲而打开收音机（如果他的手头还有一台电视机的话）。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甚至更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视对文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而是靠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电视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仅是 “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且是 “这个舞台就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格雷格 · 萨科威茨教士是芝加哥的一个天主教神父，他的特点是把传教和摇滚音乐结合起来。据美联社报道，他既是位于芝加哥郊区的圣灵教堂的副牧师，又是 WKQX 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在他的节目《心灵旅途》中，萨科威茨神父用他轻柔的声音聊着有关家庭关系或忠诚的话题，并在布道的间隙播放 “排行榜前十名的歌曲”。他说他的传教不是用 “教堂的方式”，他还补充说：“你不必为了虔诚而忍受乏味的东西。”
与此同时，在纽约市的圣帕特里克教堂，约翰 ·J· 奥康纳神父在就任纽约大主教区大主教的仪式上戴着纽约扬基棒球队的帽子，并一直扮鬼脸。他不时地插科打诨，其中有一个是特别针对爱德华 · 科克市长的。在后来的一次公开露面中，新任大主教又换上了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帽子。这些画面当然都上了电视，而且很讨观众的欢心，主要的原因是奥康纳神父（现在已经是红衣主教了）比萨科威茨教士更胜一筹：后者认为 “你不必为了虔诚而忍受乏味的东西”，前者干脆就认为你根本不必虔诚。
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爱德华 · 迪特里赫医生要给伯纳德 · 舒勒的心脏做三路分流手术。手术是成功的，这是舒勒先生的幸事；手术通过电视进行了直播，这是美国的幸事。美国至少有 50 个电视台直播了这次手术，英国广播公司也参加了直播。两个讲说员不停地把他们看到的一切及时通报给观众。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直播这次手术，但直播的结果是迪特里赫医生和舒勒先生的胸膛都出了名。也许是因为舒勒先生看过太多的电视 “医生秀”，所以他对自己的手术结果出奇地有信心。他说：“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我在电视上死掉。”[6]
1984 年，WCBS 电视台和 WNBC 电视台都大力报道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公立学校已经试行把所有要学的科目都唱给学生。在电视里，学生们戴着随身听，听着摇滚音乐，而歌词则是由一个演讲稿的八大部分组成。提出这个建议的约茨科 · 亨德森先生正在计划把数学、历史和英语也纳入摇滚音乐计划，希望以此获得学生更大的欢心。事实上，亨德森先生并不是这个主意的发明人，真正的发明人是儿童电视工作室，他们的电视节目《芝麻街》通过成本昂贵的制作，试图证明教育和娱乐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亨德森先生有他的不同之处。《芝麻街》只是想证明学习阅读的过程可以成为一种轻松的娱乐，而宾夕法尼亚州学校的做法则是要把教室变成摇滚音乐会。
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曾播出过一次强奸案的审判，观众们似乎难以判断这到底是一场审判还是一出他们喜欢的午间肥皂剧。在佛罗里达州，电视台定期播放一些不同严重程度的审判，包括谋杀，这些节目在人们眼里比电视剧里虚构的法庭戏更吸引人。这些节目播放的宗旨是为了 “教育公众”，出于同样的目的，据说有人正在着手把忏悔也作为电视节目。这个被命名为“忏悔室里的秘密” 的节目肯定会包含儿童不宜的内容，所以建议父母们要进行正确的引导。
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飞机上，一个乘务员小姐宣布旅客要做一个游戏。飞机上持有最多信用卡的旅客将赢得一瓶香槟，结果一个来自波士顿的男子以 12 张信用卡取胜。第二个游戏要求旅客们猜出机组成员年龄的总和，一个来自芝加哥的男子给出 128 岁的答案，拿走了第二瓶香槟。在第二个游戏过程中，天气情况开始恶劣起来，“系安全带” 的指示灯亮了起来，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而乘务员们忙着通过对讲机说笑话，更是一点儿没有察觉。飞机到达终点的时候，机上的每个人都觉得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旅途实在太愉快了。
1985 年 2 月 7 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罗格斯大学（纽瓦克校区）的查尔斯 · 派因教授被议会命名为 “年度杰出教授”，以鼓励他在支持和发展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在解释他为何对学生有如此大的影响时，派因教授说：“我有一些常用的把戏，如果我的板书已经到了黑板边缘，我会继续在墙上写，学生们总是会哄堂大笑。我展示玻璃分子怎样运动的方法是跑向一面墙，然后从墙上弹回来，跑向另一面墙。” 他的学生也许还太年轻，没有看过詹姆斯 · 卡格尼在《胜利之歌》中关于 “分子运动” 的表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唐纳德 · 奥康纳在《雨中曲》中也模仿过这样的表演。但据我所知，用在教室里这是第二次：黑格尔曾用这种方法来论证辩证法。
宾夕法尼亚州门诺教派中的严紧派（Amish）一直生活在美国文化的主流之外。他们的宗教反对膜拜图像，也就是说他们是不允许看电影或拍照片的。但显然他们的宗教没有禁止他们观看其中有他们自己图像的电影。1984 年的夏天，派拉蒙影业公司的演职人员到达兰卡斯特镇拍摄电影《目击者》，这是一部关于一名侦探（哈里森 · 福特扮演）爱上一个严紧派女孩儿的故事。虽然当地的教会警告居民不要干涉电影的拍摄，但还是有些焊工一做完手上的活就跑到拍片现场看热闹。一些虔诚的教徒躲在远处的草丛里，用望远镜看拍戏。一个严紧派妇女说：“我们在报纸上了解这部电影的情况，孩子们还把哈里森的照片剪了下来。” 她补充说：“但他们并不是对哈里森本人感兴趣。有人告诉我们哈里森在《星球大战》中扮演过角色，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7]
1984 年的冬天，《官方录像杂志》上出现了一幅整页的关于 “创世记计划” 的广告。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把《圣经》改编成一系列的电影。最后的成果将被定名为 “新媒介圣经”，由 225 小时的电影组成，耗资达 2.5 亿美元。曾执导过《周末夜狂热》和《油脂》的约翰 · 海曼是最热心于这个计划的导演之一，他说：“我被《圣经》迷住了。” 在《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以扮演特维成名的以色列演员托波尔将扮演亚伯拉罕的角色。广告中没有提扮演上帝的候选人，但考虑到制片人的背景，有人说这个角色非约翰 · 特拉沃尔塔莫属。
耶鲁大学在 1983 年的学位授予典礼上颁发了几个荣誉学位，其中有一个是颁给特蕾莎嬷嬷 [8] 的。在她和其他几个人道主义者及学者接受学位时，观众的掌声热情但很节制，甚至透出一丝不耐烦，因为他们想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仍在后台等待露面的那个人。当主持人宣布她的杰出贡献时，很多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涌向台前，想要离那位伟大的女性近一点儿。在梅丽尔 · 斯特里普 [9] 的名字被宣读出来后，观众发出的巨大欢呼声足以吵醒纽黑文 [10] 的死人。一个出席过给鲍伯 · 霍普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的人说，斯特里普博士得到的掌声远远超过了霍普博士。因为深知如何取悦观众，耶鲁大学的领导人还邀请了著名脱口秀主持人迪克 · 卡威特为下一届典礼致开幕词。
在当今所有的总统竞选中，两个竞选人都会在电视上进行所谓的 “辩论”，但这些辩论与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甚至根本不算什么辩论。每个竞选人有 5 分钟时间回答诸如“你对中美洲将采取什么政策” 这样的问题，然后他的对手可以做 1 分钟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擅长的。辩论后的综述通常避免对竞选人的观点进行评论，因为确实也没什么可以评论的。这样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的问题是“谁打倒了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他们的外表如何，他们的眼神如何，他们怎样微笑，怎样说俏皮话。当年在里根总统与弗里茨的第二场辩论中，里根总统在被问到年龄时说了一句极精彩的俏皮话，结果第二天有好几家报纸都透露里根用他的笑话击败了对手弗里茨。由此可见，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是电视时代的人民选择的。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欧文 · 伯林有一首著名的歌，只要改掉歌名中的一个词，他就会成为像奥尔德斯 · 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他应该这样写：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