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头两部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恰巧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写成的。由于这种情况，这两部著作除了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具体的革命形势。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两部著作的作者从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作出结论以前不久关于国家问题的言论，也许更为恰当。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1847年11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的论述，同这一段关于国家在阶级消灭之后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论述对照一下，是颇有教益的：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直译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开始这样说）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的这个定义，在正式社会民主党的占支配地位的宣传鼓动书刊中不仅从来没有解释过，而且恰巧被人忘记了，因为它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击了“民主的和平发展”这种常见的机会主义偏见和市侩的幻想。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改造也想入非非，他们不是把改造想象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想象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已经理解到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它在实践中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历史就表明了这一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法、意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把阶级斗争学说一直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阶级，它的生存的经济条件为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了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在分离和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时，却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比起无产阶级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独立地进行斗争。

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从而能把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死反抗镇压下去，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也就是放弃那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作用。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

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结论，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时也就谈到了这个结论。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二章：国家与革命。1848—1851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