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颠覆的文明》

边芹

被劫持的道义权：那些被反转、被颠覆的历史

一个国家如果道德优越感被劫走，还能守住什么呢？所有的“把守”在由他人重新搭建的道德高地上，不过是纸牌城堡，一个错位就会倒塌。

一、征服的漫长剧本：“导演剧情”与安排“正反角”

伴随着物质诱惑的精神策划，是世界统治集团导演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每说“导演世界”，很多人拒绝相信，说“征服世界”还能理解，告诉他们有一只导演世界的手，就超出他们想象的范畴了。很多人干脆躲到“阴谋论”后面拒绝认清现实，也看不到现实。他们认识的西方止于前台表演，不懂得前台表演的目的是为了征服世界，而征服世界先得导演世界，这是一辆战车的两个轮子，缺一而不可前行。导演世界是“集团”秘不示人的那部分，是中国人向西看至今未越过的槛。而导演世界的手一刻未停，且做得一丝不苟。

你看伦敦残奥会闭幕式上奖励的运动员代表，从肯尼亚运动员到中国香港运动员，以及完全被排斥的中国大陆和俄罗斯运动员（奖牌榜第一、二名），挑与不挑皆非偶然，谁是朋友、谁是对手、谁是附庸、谁是拉拢对象、谁是点缀，如何用抬升“点缀”排斥真正对手，台面上的角色没有一个未经策划，体育比赛一如做生意。牙买加的那个飞人被西媒如此狂炒，亦非偶然。对小国的“慷慨”从来不是免费的，如果飞人出生巴基斯坦或叙利亚，则跑得多快都不会有如斯知名度，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西方传媒在这种时候像乐队一样听从指挥，数国之间又如军队般排队看齐，中国人跟着炒则纯属傻瓜。牙买加、肯尼亚曾是英帝国的殖民地，至今仍是英联邦成员，这类小国的“独立”时常是白种总督换上了有色代理人。有人会以巴基斯坦也在英联邦内反驳我，但别忘了同为英联邦国家，巴基斯坦有两个“致命弱点”：一为伊斯兰国家；二为中国的盟国。这就基本上是在界外了，西媒对待印度和巴基斯坦善恶分明。一切都在细节操纵的层面上悄悄做，一如用戴着丝绒手套的铁腕之手对西方民众深入灵魂的控制。看世界，如果看不见这只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的导演世界的手，那对世事的参悟不过停留在看热闹阶段。

在世界舞台上做这些手脚并非我们以为的心胸狭隘，而是“导演剧情”的需要，“剧情”和其安排的“正反角”是为征服的漫长剧本服务的。利用西方传媒主导的世界话语回音壁，严密地但秘而不宣地安排“正反角”的露面时间和空间，经有意识地长期接力，渗透人的潜意识，对细节的操纵就悄无声息地转换成了对全局的控制。安排“正反角”是为“剧情”服务的，而导演“剧情”的目的就是为了暗中控制优越感的流向，将其疏而不漏地引向意欲搭建的道德高地，道德优越感就这么由这只暗手或赠予或褫夺或偷窃，再由国内的接力手协助完成。

在西方内部，这只暗手成功制造了民间的认同与背弃，比如救助一个印度人或为一个吉普赛人（自二战后，这是受话语保护的少数族群，这种保护并不意味着对某个少数族群的垂爱，主要目的是打击或妖魔化一个对立面）说话，是风光的事，同情中国人则难获道德优越感，在民间这早已成为不明说、不成文的禁忌。因为维持中国的“道德卑贱”是“集团”从未歇手的大政方针，上百年来变换的只是维持“道德卑贱”所需的名词和概念，为这个跨越世纪的大目标，他们在中国内部发掘文人艺客做下手，为境内外的“饲养场”配送食料，有接了委任奖的，有领了赏的，有无知无觉被利用的。连有点良心的法国人都发现，在自己的国家口禁特多，唯独对一种人可口无遮拦，那就是对中国人。这一现实原本应激发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然而这个道德优越感早已被劫走的民族，将“道德卑贱”转化成了娱乐，认真地客串起反角，有一班艺人墨客在这条生产线上博取功名。

一个国家如果道德优越感被劫走，还能守住什么呢？所有的“把守”在由他人重新搭建的道德高地上，不过是纸牌城堡，一个错位就会倒塌。

二、导演技巧之“选择性忏悔”

深明这一点的西方统治集团，从不向真正的对手、除非永远不会有还手之力的对手忏悔和反思，他们可以对美洲印第安人、澳洲土著、非洲部落掬一把眼泪，却从未忏悔对中国的抢劫和摧毁。当法国南特港（整个城市是靠贩卖黑奴的钱建成的）为黑奴买卖树碑立传时，巴黎枫丹白露宫有一展厅却因中国游客的到来而封上不让参观了，因为一屋子从中国抢劫的文物。他们对历史并非一味反思的，绝无普世的正义，必要时集体噤声把历史藏起来。

1945年以后，“集团”从未以人道理由对只要一检讨、自己便尽失道义的真正对手（失败方）流过一滴眼泪。以法国为例，多少文人墨客（其中包括大作家），战后被投进监狱或打入冷宫，有些还被判了死刑，假释后很多做苦工一直做到七十年代。此一“大清洗”造成法兰西文学一批最优秀的人从此沉落，用悲观者的话说，1945年以后再无法国文学。要吃透这一点必须明白，他们的1945年与我们的抗战胜利看起来是一回事，其实不可等同，他们是选边而站，而我们却是纯粹被欺辱。1945年在他们是近代以来一场不具名的大规模“宗教战争”的结束，从此“新宗教”和“新教士”掌握了最终统治权，所以才会有那么大群知识分子卷入。我们可以对他们的真实历史不予评说、不选立场，但不能逃避真相。胜利方会为了不应受政治操纵的文学艺术、为了失败者的苦难而反思和宽容吗？至今七十年后，不见一丝一毫。文坛艺坛没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人敢于去表现那些人的背运与磨难，其宽容程度不足我们对周作人之类文人千分之一。

盟国可以假惺惺地遥叹日本被扔了两颗原子弹（日本征服亚洲得陇望蜀损害了英美利益，属于站错队性质），但从没有为二战后期狂轰滥炸德国致死的无辜平民（人数比死于原子弹的更多）动过恻隐之心，在很长时间里主流传媒根本不能涉及这段历史，“文艺国际”从未策划一部电影和小说为那些冤魂祭奠。法国也一样，二战后期被英美炸死的平民远超德国入侵死伤的平民，但战后这些涂炭的生灵全成了冤鬼，禁谈一直维持了半个多世纪，文艺领域可以声讨黑奴贩卖，但无人触碰这个主题，没人敢说炸的人太不人道，死的人太冤，因为若声讨罪行，将损害自己摇身一变投靠的胜利者阵营。对真正危及其根本的对手，剿灭之无情就像诛杀本·拉登一样，那是连审判的时间都不给、连尸首都不留的斩草除根。

所以几年前，当我读到中国导演贾樟柯就《二十四城记》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影评人波尔德采访时说（2008年5月16日）：“当集体记忆消失的时候，个人记忆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想述说历史以留下证词……如今在中国，大家忘记了一切。谈历史是被禁止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讨论。而我，我要弄明白并且知道我从哪里来！”（根据波文翻译），不禁仰天长叹，不为此言本身，但为这一天距辱华的巴黎奥运火炬事件仅过去一个月零九天，也为口出此言的人不知道如果一位法国导演在中国传媒上发类似言论，即意味着宣告自己在法国传媒曝光的永远结束，甚至再难找到投资拍摄以后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