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去的身体突然僵住了，我又叫了一声，他转过身来惊讶地看着我，又惊讶的看着我手拖着的行李箱。他看到我回来时的衣服正是我离开时穿的，还有行李箱。我是怎么离开的，也是怎么回来的。
我说：“爸爸，我回来了。”
他知道我所说的“回来”是什么意思，他微微点了点头，眼圈有些红了，他急忙转身走去，继续自己的工作。我看看站台上的时钟，知道他的工作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他就下班了，我拖着行李箱走到地下通道的台阶旁，站在那里看着他一丝不苟地工作。他指点几位旅客，他们的车厢在哪里；又替一位年纪大的旅客提着行李，帮助他上车。当这列火车驶出站台后，他抬头看看时钟，下班时间到了，他走到我身旁，提起我的行李箱走下台阶，我伸手想把行李箱抢回来，被他的左手有力地当了回去。好像我还是一个孩子，提不动这么大的行李箱。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中。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铁路旁的小屋，搬进铁路职工的宿舍楼，虽然只有两个房间，可是这是两个没有争吵声音的房间。
我父亲对我的突然回来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不知道我回来，所以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他让我洗澡，自己去宿舍附近的一家餐馆买了四个菜回来。他很少去餐馆，一下子买回来四个菜更是破天荒的事情。吃饭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我说的也不多，只是告诉他，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住在这个家里，我说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我在这里找到的工作也不会比我生父介绍的那份工作差多少。我父亲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当我说明天就去找工作时，我父亲开口了：
“急什么，多休息几天。”
郝强生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我睡着后，父亲来到他们家中，进屋就留下了眼泪，一边流泪一边对他和李月珍说：
“杨飞回来了，我儿子回来了。”
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认为自己一生里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收养了一个名叫杨飞的儿子。那时候他已经退休，我在那家公司当上了部门经理，我积蓄了一些钱计划买一一套两居室的新房子。我利用周末的时间和父亲一起去看了十多处正在施工中的住宅小区，看中了其中的一套，我们准备把父亲只有两个房间的铁路宿舍卖掉，这是他的福利分房，再加上我这些年的储蓄，可以全款买下那套房子。虽然我在婚姻上的失败让他时常叹息，可是我事业上的成功又让他深感欣慰。
那些日子我晚上有不少应酬，当我很晚回家时，看到父亲做好饭菜在等我，我没有回家的话，他不会吃饭也不会睡觉。我开始尽量推掉晚上的应酬，回家陪我父亲吃饭看电视。这一年休假的时候，我带着他去了黄山，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门旅游。我六十岁的父亲身体十分强壮，爬山的时候我气喘吁吁了，他仍然身轻如燕，陡峭的地方还需要他拉我一把。
郝强生和李月珍也退休了，他们的女儿郝霞在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研究生，然后留在美国工作，与一个美国人结婚，生下两个漂亮的混血孩子。他们退休后准备移民美国，在等待移民签证的时候经常来看望我父亲，那是我父亲最高兴的时刻。我回家开门时听到里面的笑声朗朗就知道他们来了，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李月珍就会高兴地叫我：
“儿子！”
李月珍一直以来都是叫我“儿子”，我心里也一直觉得李月珍是我成长时的母亲。我还在杨金彪身上的布兜里吮吸自己手指的时候，李月珍几乎每天来我们铁路旁的小屋子给我喂奶，她对杨金彪说，奶粉哪有母乳好。我记忆里的李月珍一直是一个很瘦的女人，父亲说她以前是胖胖的，是被我吃瘦的。我默认父亲的说法，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营养不良的李月珍同时喂养两个孩子。
我对他们家的熟悉不亚于对自己的家，我童年的很多时间是在他们家度过的，每当我父亲上夜班时，我就吃住在他们家中。李月珍对待我和郝霞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一双儿女·。偶尔吃上一次肉的时候，她会把碗里最后一片肉夹给我，没有夹给郝霞，有一次郝霞哭了：
“妈妈，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李月珍说：“下次给你。”
我和郝霞青梅竹马，我们有过一个秘密约定，长大后两个人结婚，这样就可以一直在一起，郝霞当时是这么说的：“你做爸爸，我做妈妈。”
那时候我们理解中的结婚就是爸爸和妈妈的组合，当我们明白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丈夫和妻子以后，谁也不再提起这个秘密约定，我们两个人以相同的速度遗忘了这个约定。
我后来没再去过那个北方城市的家庭，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他们打一个电话，通常是我生母接听电话，她在电话里详细询问我的近况后，总会嘱咐我要好好照顾杨金彪，末了她会感慨地说上一句：
“他是一个好人。”
我父亲杨金彪退休第二年病了，他吃不下饭，身体迅速消瘦，整天有气无力。他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他正在疾病里挣扎，他觉得自己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过去生病时不去医院看病也不吃药，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挺了过来，这次他相信自己仍然能够挺过来。我当时忙于工作，没有注意到我父亲越来越疲惫的样子，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亲瘦的干巴巴了，才知道他病了有半年时间。我强迫他去医院做检查，检查报告出来后，我拿在手里发抖了，我父亲患上淋巴癌。
我眼睁睁看着病魔一点点地吞噬我父亲的生命，我却无能为力。放疗、手术、化疗，把我曾经强壮的父亲折磨的走路时歪歪斜斜，似乎风一吹他就会倒地。我父亲作为铁路上的退休职工，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用，可是我父亲的治疗费用过于庞大，大部分需要自己承担，我悄悄卖掉父亲的铁路宿舍。为了照顾我父亲，我辞去了工作，在医院附近买了一个小店铺，我父亲睡在里面的房间，我在外面的店铺向往来的顾客出售一些日常用品，以此维持日常生活。
我父亲很伤心，我辞去工作卖掉房子没有和他商量，他知道是已是既成事实，他常常唉声叹气，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房子没有了，工作没有了，你以后怎么办？”
我安慰他，等他的病治好了，我会回到原来的公司去，重新积蓄，买一套新房子，让他安度晚年。他摇头说哪里还有钱买房子。我说不能全款支付，可以办理按揭贷款买房。他继续摇头说不要买房子，不要欠债。我不再说话，在房价飞涨之前我有过按揭买房的计划，可是父亲想到要欠银行那么多钱就害怕，我只好放弃那个计划。
我仿佛回到铁轨旁那间摇摇晃晃的小屋子里的生活。晚上店铺打烊后，我们父子两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我每天晚上听到父亲的叹息声和呻吟声，叹息是因为我今后的前途，呻吟是因为自己的疼痛。病痛减轻一些时，我们就会一起回忆过去。那时他的声音里洋溢着幸福，他说到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他说我小时候睡觉时一定要他看着我，有时候他更换一下躺着的姿势，背过身去后，我就会一遍遍叫着：
“爸爸，看看我吧；爸爸，看看我吧……”
我告诉父亲，我小时候半夜醒来时总会听到他的鼾声，有几次没有听到，害怕地哭了起来，担心他可能死了，使劲把他摇醒，看到他坐起来，我破涕为笑，对他说，原来你没有死掉。
有一天晚上我父亲没有叹息也没有呻吟，而是低声说了很多话，说他怎么在铁路上听到了我的啼哭，怎么抱着我跑到李月珍家里让她给我喂奶。在我四岁的时候，他为了婚姻丢弃我也是那个晚上告诉我的，说到这里他老泪纵横，一遍遍责问自己：
“我怎么能这样狠心……”
我告诉他，我也丢弃过他，去了那个北方城市的家庭，我说我们之间扯平了。他在黑暗里摸了摸我的手，说我去自己的亲生父母那里不能算是丢弃他。说完，他轻轻笑了一下。他说起返回那块青色石头前找到我时，因为冷我身上盖满树叶，他说这世上没有比我更聪明的孩子了。那个晚上我的记忆突然清晰起来，我想起了石头、树木、草丛，还有让我胆战心惊的狗吠。我说不是冷，是害怕，有一条狗一直在汪汪叫着。
“怪不得，”他说，“你头上也盖着树叶。”
我嘿嘿笑了，他也嘿嘿笑了。“我不怕死，”然后他平静地对我说，“一点也不怕，我怕的是再也见不到你。”
第二天父亲不辞而别，他走的无声无息，连一张纸条也没有留下，拖着自己所剩无几的生命离我而去。后来的日子里，我为我的疏忽不断自责，我父亲离家的前几天，让我从柜子里找出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放在他的枕边。我没有注意这个先兆，以为他想看看自己的新制服，这是他退休前最后一次领到的制服，却疏忽了他多年来的一个习惯，每当他遇到重要事情时就会穿上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我父亲不辞而别的那一天，我们城市发生了一起火灾，距离我的小店铺不到一公里的一家大型商场起火了。我得知这个灾难的消息时已是下午，那时候因为父亲迟迟没有回家，我正在焦虑之中。当时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里闪现一下，我觉得父亲可能去了那家商场。接下去这个念头挥之不去，我在胡思乱想里意识到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我的生日，父亲很有可能趁着自己还能慢慢走动，去那里给我购买生日礼物。
我把店铺关门打烊，奔跑的来到那家商场。银灰色调的商场已经烧成黑乎乎木炭的颜色，黑烟滚滚升起，火势差不多熄灭了，十多辆消防车上的水龙头仍然喷射出高高的水柱，降落在烧焦了的商场上。几辆救护车停在街道上，还有几辆警车。消防梯加到了商场上，消防人员已经进入商场救人，有人被抬了出来，送进救护车以后，救护车鸣叫着疾驰而去。
商场四周的路口挤满人群，他们七嘴八舌讲述着起火的经过。我置身其中，听到的都是断断续续的语句，有人说是早晨十点左右起火的，还有人说是中午起火的。我在他们中间穿梭，听着他们议论起火的原因和猜测伤亡的人数，一直到天黑，我才走回自己的店铺。
晚上电视里报道了商场的火灾，来自官方的消息称是电路起火引发的火灾，时间是早晨九点半，电视里的主播说当时商场刚开门，里面的顾客不多，大部分顾客被紧急疏散，只有极少数顾客来不及撤离。至于伤亡人数，电视里说正在调查中。
这天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我一夜忐忑不安。早晨的电视新闻里出现商场火灾的最新报道，七人死亡，二十一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到了中午，电视里爆出了所有伤亡人员的姓名，没有我父亲的名字。
可是网上出现不同的消息，有人说死亡人数超过五十，还有人说超过一百。不少人在网上批评政府方面瞒报死亡人数，有人找出来国务安委会对事故死亡人数的定义，一次死亡三至九人的是较大事故，一次死亡十人以上的是重大事故，一次死亡三十人以上的是特别重大事故。网上有人抨击政府逃避责任，将死亡人数定在七人，即使两个伤势严重的人不治身亡，也只有九人，不会影响市长书记们的仕途。
网上传言四起，有的说那些被隐瞒的死亡者家属受到了威胁，有的说这些家属拿到了高额封口费，还有人在网上发布被隐瞒的死亡者姓名，那里面仍然没有我父亲的名字。
我父亲两天没有回家，我去寻找他。先去火车站打听，我想也许会有几个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见到过他，可是没有他的消息。他瘦成那样了，即便是认识他的人也可能认不出来了。我再去郝强生和李月珍家中，他们刚刚从广州回来，在广州的美国领事馆顺利通过了移民签证的面试，回来后着手出售居住多年的房屋，准备远渡重洋与女儿一起生活。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很难过，郝强生连声叹息，李月珍流下眼泪，她说：
“儿子，他是不想拖累你。”
他们觉得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落叶归根，回到自己出生和长大的村庄，让我去哪里寻找他。
我把店铺出让给别人，坐上长途汽车前往我父亲的老家。我小时候去过那里，我的爷爷奶奶并不喜欢我，觉得我搅乱了他们儿子的生活。我父亲有五个哥哥姐姐，他们和我父亲关系不好。我爷爷曾经在铁路上工作，当时国家有一个政策，如果我爷爷提前退休的话，就可以安排他的一个孩子到铁路上工作，我爷爷在六个孩子里选择了最小的我父亲，另外五个对此很生气。可能是这些原因，父亲后来不再带我回老家。
我的爷爷奶奶十多年前去世了，我父亲的五个哥哥姐姐仍然住在那里，他们的子女很多年前就外出打工，已经在不同的城市扎下了根。
我在繁华的县城下了长途汽车，，叫上一辆出租车前往我父亲的村庄，出租车行驶在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上，我记得小时候和父亲坐车来到这里时，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泥路，汽车向前行驶时蹦蹦跳跳。就在我心里感慨巨大变化时，出租车停下了，柏油马路突然中断，前面重现过去那条坑坑洼洼的泥路。出租车司机说上面的领导不会来到这种偏僻的地方，所以柏油马路到此为止了。司机看到我惊讶的神色，解释说乡下的路都是为了上面的领导下来视察才修的。司机指着前面狭窄的泥路说，领导不会到这种鸟不下单的地方。我说往前走五公里，就是我要去的村庄。
当我再次来到父亲的村庄时，已不是我小时候来过的那个村庄，那个村庄有树林和竹林，还有几个池塘，我和几个堂哥拿着弹弓在树林和竹林里打麻雀，又卷起裤管站在池塘的水里捉小虾。我记得田野里一片片油菜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男女老少鸡鸭牛羊的声音络绎不绝，还有几头母猪在田埂上奔跑。现在的村庄泠泠清清，田地荒芜，树木竹子已被砍光，池塘也没有了。村里的青壮年都在外面打工，只看见一些老人坐在屋门前，还有一些孩子蹒跚走来。我忘记父亲五个哥哥姐姐的模样，我想一个坐在门前抽烟的驼背老人打听杨金彪的哥哥和姐姐住在哪里。他嘴里念叨了几声“杨金彪”，想了起来，对着坐在斜对面屋前一个正在剥着蚕豆的老人喊叫：
“有人找你。”
这个老人站了起来，看着走过去的我，双手在衣服上擦着，似乎准备要和我握手。我走到他面前，告诉他，我是杨飞，他没有反应过来，我说是杨金彪的儿子。他啊的一声后，张开没有门牙的嘴巴喊叫起了他的兄弟姐妹：
“杨金彪的儿子来啦！”
然后对我说：“你长得这么高了，我一点也认不出来。”
另外四个老人先后走过来。我看到他们五个都是穿着化纤料子的衣服，站在一起时竟然如此相像，只是高矮不一，如同手掌上的五根手指。
他们见到我非常高兴，给我泡茶递烟，我接过茶杯，对着递过来的香烟摇摇头，说我不抽烟。他们忙碌起做饭打酒，我看看时间还不到下午三点，说现在做饭早了一点，他们说不早。
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不再妒恨我父亲。知道我父亲患上绝症离家出走不知去向，这五个老人眼圈红了，可能是他们的手指手掌太粗糙，他们五个都用手背擦眼泪。我说一直在找父亲，想到父亲可能落叶归根回到这里，所以就来了，他们摇着头说我父亲没有来过。
我在寂静里站了起来，离开了那块石头，在寂静里走去。与雪还在纷纷扬扬，他们仍然没有掉落到我身上，只是包围了我，我走去时雨雪正在分开，回头时雨雪正在合拢。
我在记忆的路上走向李月珍。
我从父亲的村庄回到城里的时候，李月珍死了。她是晚上穿越马路，被一辆超速行驶的宝马撞得飞了起来，随后重重地摔在马路上，又被后面驶来的一辆卡车和商务车碾过。我只是离开了三天，我心里的母亲就死了。
郝霞正在回来的飞机上，郝强生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垮了。我来到他家时，几个和尚正在那里做超度亡灵的法事，屋子里烟雾缭绕，桌上铺着黄布，上面摆放着水果和糕点，还有写着李月珍名字的牌位。几个和尚站在桌前，微闭着眼睛正在念经，他们的声音像是很多蚊子在鸣叫。郝强生目光呆滞坐在一旁，我在他身旁的椅子里坐了下。
和尚可能知道李月珍准备移民美国，念经之后告诉郝强生，在他们念经之时，李月珍的亡灵跨上了郝强生的膝盖，又跨上了郝强生的肩膀，右脚蹬了一下升天了。和尚说，超度亡灵的法事收费三千元，如果再加上五百元，可以让李月珍投胎美国。郝强生木然的点点头，几个和尚又微闭眼睛，继续念经。这次的经文简短，我在和尚含糊不清的念诵里，听到“美国”这个词汇，这几个和尚念的不是中文，而是USA。然后和尚说，李月珍已经踏上去USA的路途了，很快就会到那里，比波音飞机还要快。
郝强生见到我的时候没有认出来，我在他的身旁坐了很久，他才意识到我是谁，呜呜地哭了，拉住我的手说：
“杨飞，去看看你妈妈，去看看你妈妈……”
李月珍在死去的三天前，也就是我前往乡下寻找父亲的那天清晨，发现了我们城市的一起丑闻。她从农贸市场买菜回家的路上，在桥上走过时，看见下面的河水里漂浮着几具死婴。起初她以为是几条死鱼，心里奇怪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鱼，鱼身上好像有胳膊有腿。她觉得自己年纪大眼睛花了，就叫过来两个年轻人看看河面上漂浮的是什么，那两个年轻人说不像是鱼，像是婴儿。李月珍急忙抛下桥堍，看见漂浮在河面上的确实是死去的婴儿，他们和树叶杂草一起漂浮而去，还有几个死婴正从桥下的阴影里漂浮出来，来到阳光闪亮的水面上。李月珍的眼睛看着水面上的死婴在河边走去时，脚被绊了一下，随后她看到有三个死婴搁浅在岸边，
正直的李月珍没有回家，她挎着菜篮直接去了报社。报社的门卫阻止她进入，看见她挎着菜篮的模样，以为她是来上访的，告诉她上访应该去市政府的信访办。李月珍在报社大门口拦住两个刚来上班的记者，告诉他们河里出现死婴。两个记者听后奔赴现场，那时候桥上与河边已经站满人群，有人用竹竿讲几个漂浮的死婴捞到岸上。
整整一个上午，两个记者和十多个市民在那里找到二十七个死婴，其中八个死婴的脚上有我们城市医院的脚牌。两个记者用手机拍下照片，然后去了医院。医院的院长热情接待两个记者，以为他们是来采访的，因为医院为了缓解社会上的批评，刚刚推出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新政。当院长看到记者手机里死婴的图片后，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他说自己马上要去市里开会，找来一个副院长应付记者。副院长看到死婴的照片后，说自己马上要去卫生局开会，找来医院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一脸不耐烦的神情看完死婴的照片，辨认上面的脚牌。然后说，八个有脚牌的死婴是在医治无效死亡，他们的父母因为无力承担医疗费用逃跑了，办公室主任充满委屈地说，很多患者家属为了不支付医疗费用逃跑，医院为此每年损失一百多万。办公室主任解释十九个没有脚牌的死婴是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强行引产的六个月左右的胎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