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的电视和报纸配合她的寻找，我的离奇出生实在是一个好故事，电视报纸渲染了我的出生故事，有一家报纸的标题称我是“火车生下的孩子”。

我在报纸上看到生母流泪的照片，又在电视里看到她流泪的讲述，那时我预感她寻找的孩子就是我，因为她说出的年月日就是我出生的这一天，可是我心里波澜不惊，好像这是别人的事情，我竟然有兴趣比较起她在报纸照片上流泪和电视画面里流泪的区别，照片上的眼泪是固定的，粘贴在她的脸颊上，而电视里的眼泪是动态的，流到她的嘴角。我与名叫杨金彪的父亲相依为命二十二年，我习惯的母亲时李月珍这个母亲，突然另一个母亲陌生的出现了，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父亲在报纸上和电视里自己看了她对当时情形的讲述，认定我就是她寻找的儿子。他根据报纸上提供的信息，知道她住在哪家宾馆，这天早晨他走到火车站的办公室，给她所住的宾馆打了一个电话，很顺利接通了，两个人在电话里核对了所有的细节，我父亲听到她的哭泣，我父亲也流泪了，两个人用呜咽的声音在电话里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她不断询问我，我父亲不断回答，然后约好下午的时候在她所住的宾馆见面。我父亲回来后激动地对我说;

“你妈妈来找你了。”

他把银行存折里的三千元取了出来，这是他全部的积蓄，拉上我去了我们这个城市刚刚开业的也是规模最大的购物中心，准备给我买上一套名牌西装。他认为我应该穿得像电视里的明星那样，体面的去见我的生母，让我的生母觉得，二十二年来他没有虐待我。我父亲在这个城市生活很多年，可是基本上没有离开火车站的区域，他第一次走进这个气派的六层购物中心，眼睛东张西望，嘴里喃喃自语说着富丽堂皇，富丽堂皇啊。

购物中心的一层是各类品牌的化妆品，他使劲呼吸着，对我说：“这里的空气都这么香。”

他走到一个化妆品柜台前询问一位小姐：“名牌西装在几楼？”

“二楼。”小姐回答。

他意气风发地拉着我跨上手扶电梯，仿佛腰缠万贯，我们来到二层，迎面就是一个著名的外国品牌店，他走过去首先看了看挂在入口处的几排领带的价格，他有些吃惊，对我说：

“一根领带要两百八十元。”

“爸爸，”我说，“你看错了，是两千八百元。”

我父亲脸上的神色不是吃惊，是忧伤。他囊中羞涩，木然的站在那里。此前的日子里，虽然生活清贫，因为省吃俭用，他始终有着丰衣足食的错觉，那一刻他真切的感受到自己的贫穷。他不敢走进这家外国名牌店，自卑地问走过来的导购小姐：

“哪里有便宜的西装？”

“四楼。”

他低垂着头走向通往上层的手扶电梯，站在上升的电梯上时，我听到他的叹息声，他低声说当初我要是没有从火车里掉出来就好了，这样我的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他从报纸和电视上知道我生母是享受副级待遇退休的，我的生父仍然在处长的岗位上。其实我的生父只是北方那座城市里的一名小官员而已，但是在他心目中却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

四楼都是国内品牌的男装，他为我购买了西装、衬衣、领带和皮鞋，只花去了两千六百元，比一根外国领带还便宜的两百元。他看到我西装革履的神气模样后，刚才忧伤的神色一扫而光，丰衣足食的错觉又回来了，他意气风发地站在缓缓下降的手扶电梯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下面二层广告上一个西装革履的外国男子，说我穿上西装后比广告里的那个外国人更有风度，然后他感叹起来，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这天下午两点的时候，他穿上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我西装革履，我们来到我生母住宿的那家三星级宾馆。我父亲走到前台询问，前台的姑娘说我生母上午就出去了，一直没有回来，可能去电视台了。前台的姑娘显然知道我生母的故事，她看了我一眼，她不知道我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我们就在门厅的沙发上坐下来等候我的生母，这张棕色的沙发开始黑乎乎了，坐过的人太多，已经坐出了很多油腻。我正襟危坐，担心弄皱我的西装，我父亲也是正襟危坐，也担心弄皱他的崭新制服。

没过多久，一个中年妇女走进来，她朝我们这里看了一眼，我们认出了她，立刻站起来，她注意到我们，站住脚盯着我看。这时候前台的姑娘告诉她有人在等她，这位姑娘的左手指向我们。她知道我们是谁了，虽然她和我父亲约好的时间是下午，可是她等不及了，上午就去火车站找了我父亲，那时候我们正在购物中心，她没有找到我们，她见到了郝强生，郝强生详细告诉她，杨金彪是怎样把我抚养成人的；她又去了我就读的大学，她坐在我的宿舍里，向我的同学仔细询问了我的情况。现在她浑身颤抖地走了过来，她盯着我看，让我觉得她的目光似乎扎进了我的脸，她走到我们面前，嘴巴张了几下没有声音，眼泪夺眶而出，然后她十分困难地发出了声音，她问我：

“你是杨飞？”

我点点头。

她问我父亲：“你是杨金彪？”

我父亲也点点头。

她哭了，一边哭一边对我说：“和你哥哥长得太像了，个子比你哥哥高。”

说完这话，她突然向我父亲跪下了：“恩人啊，恩人啊……”

我父亲赶紧把她扶到黑乎乎的棕色沙发上坐下，我生母哭泣不止，我父亲也是泪流满面。她不停地感谢我父亲，每说一句感谢后，又会说一句不知道怎么才可以感激我父亲的大恩大德，他知道我父亲为了我放弃自己的婚姻生活，她声泪俱下地说：

“你为我儿子牺牲的太多，太多了。”

这让我父亲有些不习惯，他看着我说：“杨飞也是我的儿子。”

我生母擦着眼泪说：

“是的，是的，他也是你的儿子，他永远是你的儿子。”

他们两个人渐渐平静下来后，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她语无伦次的和我说话，每当我回答她的话时，她就会转过头去欣喜地告诉杨金彪：

“声音和他哥哥一模一样。”

我的相貌和我的声音，让生母确信是她二十二年前在行驶的火车厕所里生下的孩子。

后来的DNA亲子鉴定结果证实了我是她的儿子。然后我陌生的亲人们从那个北方的城市赶来了，我的生父生母，我的哥哥姐姐，还有我的嫂子和姐夫。我们城市的电视和报纸热闹起来，“火车生下的孩子”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我在电视里看到自己局促不安的模样，在报纸上看到自己勉强的微笑。

好在只是热闹了两天，第三天电视和报纸的热闹转到警方扫黄的“惊雷行动”上。报纸说警方在夜色的掩护下对我们城市的洗浴中心和发廊进行突击检查，当场抓获涉嫌卖淫嫖娼的违法人员七十八名，其中一个卖银女竟然是男儿身，这名李姓男子为了挣钱将自己打扮成女孩的模样从事卖淫，他的卖淫方式十分巧妙，一年多来接客超过一百次，竟然从未被嫖客识破。这是新闻的焦点，电视和报纸的兴趣离开了“火车生下的孩子”，集中到这名男扮女装的伪卖银女身上，只说其巧妙的卖淫方式，至于如何巧妙的细节，电视和报纸语焉不详，于是我们城市的人们津津乐道的猜测起了五花八门的巧妙卖淫方式。

雨雪在我眼前飘洒，却没有来到我的眼睛和身上，我知道雨雪也在离开。我仍然坐在石头上，我的记忆仍然在那个乱哄哄的世界里奔跑。

我陌生的亲人们返回北方城市两个月后，我大学毕业了。在我们相聚的时候，我的生父生母希望我毕业后去他们所在的城市工作，我的生父说他在处长的位置上还能坐四年，四年后就要退休，他趁着手里还有些权利，为我联系了几分不错的工作。杨金彪对此完全赞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没有办法帮助我找到理想的工作，他认为我去了那个北方的城市可能前途无量。当时我的生父是小心翼翼的提出这个建议，他担心杨金彪会不高兴，再三说明我留在这里工作也不错，也可以想想办法找到这里的关系，让我得到一份工作。他没想到杨金彪爽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而且真诚地谢谢他为我所做的这些，反而让他不知所措，杨金彪看到他有些尴尬的表情，纠正自己的话：

“我不应该说谢谢，杨飞也是你们的儿子。”

我的生母非常感动，她私下里抹着眼泪对我说：“他是个好人，他真是个好人。”

我父亲知道我要去的城市十分寒冷，为我织了很厚的毛衣毛裤，为我买了一件黑色的呢大衣，还买了一只很大的行李箱，把我一年四季的衣服都装了进去，接着又将里面很旧的衣裤取出来，上街给我买来新的，我不知道他是向郝强生和李月珍借钱给我购置这些的。然后在一个夏天的早晨，我拖着行李箱，跟在杨金彪的身后走进火车站，检票后他才将火车票交给我，嘱咐我好好保管，火车上要查票的。我们在站台上等待时，他低着头一声不吭，当我乘坐的火车慢慢驶进车站时，他抬起手摸了摸我的肩膀，对我说：

“有空时给我写封信打个电话，让我知道你很好就行，别让我担心。”

我乘坐的火车驶离车站时，他站在那里看着离去的火车挥手，虽然站台上有很多人在来去，可是我觉得他是孤单一人站在那里。

后来他在我的生活里悄然离去之后，我常常会心酸的想起这个夏天的早晨站台上的情景，我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突然闯进他的生活，而且完全挤满他的生活，他本应有幸福的一点也挤不进来了。当他含辛茹苦把我养育成人，我却不知不觉把他抛弃在站台上。

我在那个北方的城市里开始了短暂的陌生生活。我的生父早出晚归忙于工作和应酬，已经退休的生母与我朝夕相处，她带我走遍那个城市值得一看的风景，还顺路去了十来个以前的同事家中，把她失散二十二年的儿子展览给他们，他们为我们母子团聚感到高兴，更多的还是好奇。我生母满面春风向他们讲述如何找到我的故事，说到动情处眼圈红了，刚开始我局促不安，后来慢慢习惯了。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件失而复得的商品，没有什么知觉地聆听生母讲述失去的痛苦和找到的喜悦。

我在这个新家庭里刚开始像是一个贵客，我的生父生母，我的哥哥嫂子，我的姐姐姐夫时常对我嘘寒问暖，两周以后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速之客。我们拥挤在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我的生父和生母，我的哥哥和嫂子，我的姐姐和姐夫占去三个房间，我睡在狭窄客厅的折叠床上，晚上睡觉前先将餐桌推到旁边，再打开我的折叠床。每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之中时，我的生母就会把我轻轻叫醒，让我尽快起床收起折叠床，将餐桌拉过来，要不一家人没有地方吃早餐了。我的生母有些过意不去，她安慰我，说我哥哥的单位马上要分房，他们搬走后，我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我的这个新家庭经常吵架，哥哥和嫂子吵架，姐姐和姐夫吵架，我生母和生父吵架，有时候全家吵架，混乱的情景让我分不清谁和谁在吵架。有一次为我吵架了，这次吵架发生在我将要去一个单位报道工作的时候，我哥哥说我睡在客厅太委屈，建议我有工作有薪水后到外面去租房子，我姐姐也这么说。我生母生气了，指着他们喊叫起来：

“你们有工作有薪水，你们为什么不到外面租房子？”

我生父支持我生母，说他们工作几年了，银行也存了一些钱，应该到外面去租房子。然后子女和父母吵上了，我的哥哥和姐姐历数他们同学的父母多么有权有势，早就给子女安排好住处。我生父气得脸色发青，骂我的哥哥和姐姐狼心狗肺；我生母紧随着骂他们没有良心，说他们的工作都是我生父找关系安排的。我站在角落里，看着他们汹涌澎湃的争吵，心里突然感到了悲哀。接下去哥哥和嫂子吵架了，姐姐和姐夫吵架了，两个女的都骂她们的丈夫没出息，说她们各自单位里的谁谁谁的丈夫多么能干，有房有车有钱；两个男的不甘示弱，说她们可以离婚，离婚后去找有房有车有钱的男人。我姐姐立刻跑进房间写下了离婚协议书，我嫂子也如法炮制，我哥哥和我姐夫立刻在协议上签字。然后又是哭闹又是要跳楼，先是我嫂子跑到阳台上要跳楼，接着我姐姐也跑到阳台上，我哥哥和姐夫软了下来，两个男的在阳台上拉住两个女的，先是试图讲讲道理，接着就认错了，当着我的面，两个男的一个下跪，一个打起了自己的嘴巴。这时候我生父生母进了自己房间关上门睡觉了，他们已经习惯这样的争吵。

这个家庭的暴风骤雨过去之后，我站在深夜宁静的阳台上，看着这个北方城市的繁华夜景，心里想念起杨金彪。从小到大，他没有骂过我，没有打过我，当我做错什么事，他只是轻轻责备几句，然后是叹息，好像是他做错了什么。

第二天早晨这个家庭风平浪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吃过早餐出门上班后，只有我和我的生母坐在餐桌旁，我生母为昨晚因我而起的争吵感到内疚，更为她自己感到委屈。她连声抱怨，抱怨我哥哥和我姐姐两家人在家里白吃白喝，从来不交饭钱；又抱怨我生父下班后过多的应酬，几乎天天晚上像个醉鬼那样回家。

我生母絮絮叨叨说了很久，抱怨自己的家是一个烂摊子，说操持这样一个家太累了，等她说完后，我轻声告诉她：

“我要回家了。”

她听后一愣，随后明白我所说的家不是在这里，是在那个南方的城市里。她的眼泪无声的流了下来，她没有劝说我改变主意，她用手擦着眼泪说：

“你会回来看我吗？”

我点点头。

她伤心的说：‘这些日子委屈你了。’

我没有说话。

我在这个新家庭生活了二十七天以后，坐上火车返回我的旧家庭。我下了火车没有出车站，而是拖着行李箱走过地下通道去了三个站台找我父亲。我在四号展台看到他的身影，我走过时，他正在详细向一名走错站台的旅客指路，等那位旅客说声“谢谢”转身后跑去，我叫了一声：

“爸爸。”